从去年南京一考生在高考中独辟蹊径，用文言文体写了《赤兔之死》并获得满分后，今年高考中北京和甘肃等地，又出现了几篇满分的文言作文，而上海也有一考生写出了半文半白的作文。文言文体作文在高考中开始兴起，是利是弊，众说纷纭。文言作文该不该提倡？教育部门对此现象的态度和看法如何？由于南京等地文言作文都得了满分，这是否会给同学这样一个信号：只要写文言作文，物以稀为贵，就能得高分甚至满分，从而使一些挖空心思、钻营应试的学生又多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从高一开始就开始准备文言作文，以期在高

考中一举成功呢？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名师名家，他们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

　　巢宗祺(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长、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学生喜欢读文言文，并进而尝试用文言文来写作，在当今社会，这种情况比较稀有，因此受到瞩目、追捧或者质疑，倒也正常。不过，如果认为现在大概要提倡写文言文了，或者认为用文言文写作容易得高分，恐怕就理解错了。有人爱读、爱写文言文，我们没有理由反对，然而面对全体学生，我们绝对不应该提倡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学写文言文。

　　评阅作文必须根据由多方面要求构成的标准给分，不可能看到文言文就给高分，千万不要误解。可能评阅人当时是受到“要敢于打高分、满分”的舆论和气氛的影响，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并能用文言写作，比较赞赏，于是给了一点“加分”。现在判分时会更成熟更慎重。有人看到文言作文中得到“优厚待遇”的个别例子，以为这是方向，准备花大力气仿效，这可得小心。学写文言文，学习成本不低，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非常之多，如果学生本人又不太喜欢文言文，只是为了拿高分去啃文言文，那是极其痛苦的事。如果有人打算从高一开始准备文言作文，以待高考一搏。这想得太简单了。学习文言文，要从小开始下工夫，需要大量的积累，需要形成文言的语感，不是知道一点儿文言语法、词语就能写出文言文的。现有的课程设置、当前的就业热点和社会氛围，以及学习文言文的难度，决定了文言作文“热”———如果真有这种“热”的话———将是非常有限的。

　　文言作文确实是高考作文中的稀有品，但绝对不会因其“稀有”而硬要给它们打高分，说句玩笑话，便韩愈、柳宗元再世，其作文也未必能得满分、高分，因为如前所说，评分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我们培养学生的总目标不是面向过去，面向古代，而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站稳脚跟，不要对文言作文盲目追捧和仿效。

　　周宏(2003年高考语文上海卷阅卷小组成员)：对于高考作文的评判标准，我们主要看学生写作的思想性，有否创新等等，对于用的是何种文体，并不能左右我们的最后评分，这其实可以从今年上海卷中有一同学在作文时采用大量文言句，但并未获高分可窥一斑。对于文言文写作的评判标准，我们是建筑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文章反映出的学生的文言文功底如何；二是用现代文议论文标准来衡量，文章实质内容如何。如今年北京卷《转折》和甘肃省的《吊赋屈原》这两篇文言文作文，我看后认为，无论从文言文写作还是文章的思想性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佳作，获得满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文言文功底并不扎实的学生来说，涉足进去只会令自己徒增失分。

　　柳泽泉(光明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其实在1999年，我校的一位叫陈成的学生，在写高考作文《回声的启示》时，在文中采用了大量的文言文，并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是不提倡同学们在写作文时完全采用文言文。

　　我们一直要求使用现代规范汉语进行交流，这主要就是指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以及书面写作等方面的使用。我们在课堂上学习文言文，但平时无论是交谈还是写作用的均是白话文，因此在高考作文上我们也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去年《赤兔之死》一文被打满分，我认为起了误导作用。其实我们学好文言文，主要是为了了解我国古代文学遗产，并从中吸取文言文精华，与现代汉语有机地交融在一起，而不是去学习文言文的写作形式。因此，我不赞同高考作文走“复古”路线。

　　黄玉峰(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我认为不能笼统地反对用文言文写作，对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宽容。首先，这里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先得明确同学们写的是不是文言文？在我看来，大多是一些半文半白的语体文，像《三国演义》那种语言，比如那篇《赤兔之死》便是如此。这类文章不过是在白话中多夹了一些文言词汇和文言句式，还不是文言文。这种语言使文章精练，在中文系、历史系的论著写作中经常运用，不能一概排斥。

　　对于学生的特殊爱好，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压制，不提倡，要爱护保护其写作积极性。人与人本来就不同，文章风格也允许不同，能写一手语体文，即使文言成份多点也不是坏事。至于高考中可不可以写文言作文，我的观点是应该允许。写作要求中既然有“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字数在1000左右”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写文言体，不过必须保证字数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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