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北京暑热逼人，已经开始放暑假的北大校园内偶尔走过几名假期留校的学子，未名湖旁的山鹰社攀岩训练基地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气氛。但此时的山鹰社并不平静，无论是分布在青海、云南锻炼的山鹰社友，还是留守北京的山友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关注着前方的情况———今年7月8日抵达青海格尔木的北大登山队，已于昨天中午11时45分在玉珠峰海拔5500米处建起了第二个营地，预计一部分队员将于今天实现冲顶。

　　去年夏天的希夏邦马西峰遭遇的雪崩令北大山鹰社痛失5名优秀的登山队员，也使这一学生社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追逐高山的脚步。今年，北大登山队一行18人将目标锁定在了离格尔木160公里处的玉珠峰……

　　终于有勇气正视一年前的灾难

　　在记者的采访中，更多的山鹰社成员对去年的山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02年遭遇雪崩遇难的5名优秀队员既是山鹰社的骨干力量，更是他们朝夕相伴的挚友。

　　“在一起攀越险峰的人之间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情。牺牲了队友的人要挺住这个打击，必须非常坚强。”因为是去年春天刚刚加入山鹰社，高文在山难发生时只是一名新成员。2002年8月14日，当她从电视新闻上得知队友遇难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第二天，从湖南赶回北大的她本想安慰一下另一名山友，结果却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了一个多小时。

　　“那天关于山难的新闻我父母也看到了，他们一边安慰我，一边告诫我不要参加这种危险的活动，总是打电话到学校‘查岗’，连北京的香山都不让我爬了。”高文说。

　　像高文父母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不仅遇难的5名登山队员的父母曾一度对山鹰社表现出了抵触情绪，部分成员也因此退出了山鹰社。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友这样解释自己退出的原因：“由于几件事情难于取舍，我成为了不坚定分子，最终退出了山鹰社……在年龄又大一点之后，我开始明白了父母那小心翼翼的叮嘱，包含了多少人生的阅历和对我的关爱。”

　　记者了解到，在山鹰社对2002年山难的总结中，更多的是技术上的总结，而并非思想意识上的检讨。直到去年12月的冬天，发生在未名湖旁的又一次意外，才使得山鹰社对自身的安全意识进行了反思。

　　“那天我们训练结束后，看到很多人在未名湖的冰上玩，就一起走了上去。20多个人围成一圈，先是手拉手散开，然后忽然围拢向中间撞过去，玩得很开心。没想到最后一次撞的时候，冰层忽然裂开，我们全都掉进了水里。”当时被未名湖水淹到腰际的高文回忆说。“现在不仅是登山，只要是队员参加冬训或者科学考察活动，社里都要求向家长说明情况，一定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参加。”

　　营地连线：雨雪过后攀登玉珠峰

　　经历了一个星期雨雪交加的天气，海拔6178.6米的玉珠峰终于迎来了晴朗的好天气———山峰周围的云雾慢慢散去，云雾缭绕的玉珠峰顶也向人们露出了她清丽绝尘的容颜。这一天是7月15日，此前由山鹰社组织的北大登山队已经因为恶劣的气候，将原本准备于7月10日开始的训练计划推迟了近一个星期。

　　昨天，记者与驻守在玉珠峰5300米高处的北大登山队大本营取得了联系。据悉，目前登山队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登山技术训练，A组成员已于昨天中午建起第二营地，另一部分成员负责运输和修路，将路修到海拔5920米的地方。目前一部分队员正在做暂时的休整，预计将在今天实现一部分队员登顶。

　　“我们的大本营建在一处高山草甸上。草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草丛里有很多老鼠出没，它们几乎不怎么顾忌我们的存在。这里风景很好，一抬头就能看见玉珠峰旁的一个山峰。再往上攀登400米，就可以看见冰雪覆盖的玉珠峰顶了。”尽管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还是可以听出这名登山队员语气里的兴奋。

　　在经历了一年前山难的阵痛后，山鹰社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今年重新开始登山对于每个山友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今年北大登山队将目标锁定在玉珠峰，也经过了多方面的权衡。早在1989年山鹰社成立之初，玉珠峰就成为他们第一个攀上的山峰；去年的山难令登山队痛失5名优秀队员，出于安全和技术力量的考虑，也使得今年的山鹰社选择了玉珠峰。

　　13年后，经历了风雨磨砺的北大登山队队员再次齐集于此，更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

　　卫星电话、技术顾问已配全

　　格尔木电视台记者杜汉成，是跟踪拍摄此次北大登山队攀登玉珠峰的记者之一。在当地生活多年的杜汉成介绍说，玉珠峰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在其海拔4600米左右处有现代冰川在发育，除非出现大量积雪堆在冰川上的情况，否则一般不会出现雪崩。这次北大登山队攀登的2号冰川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此前已有许多专业或非专业登山队从这里登上了玉珠峰，因此不会太危险。

　　记者了解到，玉珠峰曾在1998年被作为山鹰社登山的训练基地。也就是说，他们把玉珠峰定位为初学登山者的训练阵地。比起去年海拔7292米、地势险峻的希夏邦马西峰，今年攀登的玉珠峰对聚集了多名专业登山队员的北大登山队来说并非太大的挑战。

　　但这次北大不仅租用了价格昂贵的海事卫星电话，还特别聘请了两名登山运动员作为技术顾问。这两项内容，恰恰是去年山难发生后众人指责山鹰社的焦点，即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租用卫星电话导致救援延误，由于没有聘请技术顾问使得登山时机不够安全以致遭遇雪崩等。

　　“这次租用卫星电话和聘请技术顾问，一方面是对去年山难的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北大2001级经济学院学生、山鹰社成员高文这样评价说。“其实如果真的遇上雪崩，卫星电话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卫星电话在使用之前需要架设，还要用几分钟进行调试，而雪崩则是一瞬间的事情，用手机报信都未必来得及。”

　　尊重年轻人的选择

　　是一味追求个人的理想，还是兼顾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这是山难发生后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一部分家长无法理解这群年轻学子的“疯狂”行动。

　　“在发生山难后，多数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更多空间，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这样表示。但他同时认为，社会对于登山活动应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即允许一部分追求理想者有生存的空间。“任何一种爱好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只要登山队员与家人达成一定妥协，社会就不应对他们的行为横加指责。”

　　对于山鹰社，有关专家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在新人加入时，社团应向他们讲明危险性，并让他们的家长也知道这些情况。只有这样进一步的规范，才更有利于这个学生社团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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