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迅的过错，本人不想置喙，也不想为他作任何形式的辩护。但是他落榜的直接原因，却值得深究。

　　孤立地看，湖北省招生办特别针对2003年高考的明文规定：“被高等学校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不满一年者(从被处分之日起，到报名开始之日止)，不得报名参加高考”似乎无懈可击，这其实也是全国各地很久以来的习惯做法，似乎从没有人提出过疑义，所以才会“存

之久远，于今依然”。

　　但是，如果站在考生的立场上，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规定的荒谬之处：既然考生已经因为他的过错，受到了被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的处罚；如果违反法律或触犯刑律，当然还得接受治安或刑事处罚。但处罚的度也应该到此为止。在这里，处罚的主体、对象都是明确的，也是恰当的。但是，高招办再来一个“不得报考”，是不是意味着高招办的“越俎代庖”，代替高校和国家管理部门行使处罚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来了个“一事二罚”？

　　一事不能二罚，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法治原则，背离这个原则的政策规定，就是不合理不合情也不合法的，理当变更或废除。而对于本案的当事人周迅来说，按正常程序投档并参与今年的大学录取工作，并被有关大学录取，是他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任何人、任何政策规定都不应剥夺。这绝不是对某方面特别优秀的人物、对某方面的强者“法外开恩”，而是阻碍他升学的规定本身不合法。(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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