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本版曾推出《校园分裂》一文，以五个大学生的生存状态揭示目前大学校园的一种现象。即，由于社会阶层收入阶梯分布的拉开，使来自不同家庭的大学生在相处过程出现了许多不和谐和争执。

　　社会的变化，导致学生的分层，而这样的现状仅凭高校之力是无法根本改变的。而校园正是打破门第、身份差距最好的场所，那么，校园管理、校园文化该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发

挥其整合作用弥合这种裂痕呢？许多学校已经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本版推出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后写出的报道——《校园融合》，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从互不理解走向融洽，希望以此让读者感受到在新形势下校园呈现出的新的景象和勃勃生机。

　　一名大学生，始终不理解，为何身为农民的父母要如此辛苦耕作，自己的学习、成长也如此艰苦。而同时，同学中的许多人，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进行了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令他彻夜难眠：社会阶层的分化，直接在大学校园里体现为分层。表面上，这种分层是经济差异、消费差异，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文化认同的危机。

　　有关专家认为，社会分层、校园分层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同时，分化不好，会导致不公平。“公平与效率”这一经济命题，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校园文化、精神。

　　大学的基本教育功能：一是促进，即帮助每个学生掌握服务社会本领，促进社会发展并成为有用之人；二是选拔，即依据人才选拔标准对学生进行筛选，并输送到社会的不同层次。

　　因此，“家庭出身贫寒的学生，毕业后，通过努力，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劳凯声倡导，面对认同危机，需要完成学生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以宽容、善待、理解，来包容不同亚文化，解决目前的认同危机。

　　“其实，大学教育也体现为一种价值观教育，即使不能成为朋友，很好地相处，也要学会宽容，彼此尊重、彼此善待。”

　　A.社会预演带来的挫败感

　　“怎么会？！”翻开记录，张黎黎惊讶不已。

　　张黎黎，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接待员。2003年元旦前后，一份电话记录引起了她的注意。记录说，一个大学生打来电话，说自己“接到一封信，信中，同一宿舍的其他同学联合署名，要求自己搬出宿舍”。为此，他“看过信后，感觉没有人格，只能退学或自杀”。

　　这份记录，留在了接待登记表上，随后，心理咨询中心开始“大海捞针”，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位打电话的同学，但他却像“蒸发”了一样。

　　虽然在读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但面对眼下一些“棘手”的问题，张黎黎依然“愁眉不展”。她说，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收入层次的大学生，许多人感受着“挫折”，因为，他们不善于与别人接触，不善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半年多前，张黎黎担当“接待员”重任，每到周末，就来到北京大学医院的一间小屋，倾听着同学们的“忧郁与烦恼”。

　　比如，记录显示，说到“人际关系”，称“从小到大，就没有好过”的同学，可能自尊心极强、出身贫寒家庭；称“没有自制力，总是宽容、放纵自己”的同学，多半“以自我为中心”，出身小康之家。

　　接待记录，仿佛一声声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

　　“人际交往中，紧张、焦虑、放不开，见到陌生人恐惧……”有人这样说。

　　“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差，孤独，没有朋友……”也有人这样描述自己。

　　同时，这些声音，也传达着更多的期许、企盼——

　　“以自己的思维‘套’别人的思维，这样不好，真希望改变。”

　　“特别想学会与人说话，事实上，越来越不会与人说话。”

　　声音背后，传达着一种令人焦虑的情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如何来往？如何交流？这些，会不会成为日益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家庭。”对此，心理咨询员李虹深有感触，她用“特别重要”来强调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

　　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生走进心理诊室，首先问李虹：“你是不是农村来的？”

　　这位同学的想法是“你是农村来的，才跟我有共同语言，否则，绝不对你说心里话”。

　　李虹认为，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上的差距，使得大学生人际交往出现了裂痕。由于小学、中学都处于紧张学习、压力较大的阶段，进入大学，实际上进入了“社会预演”，需要完成走向社会化的成长过程，因而，无论这些学生来自大富之家、小康之家、工薪阶层还是贫困家庭，都必须在此完成着平行、交汇、融合等人际交往模式，以便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

　　这来自社会的命题，把一个大大的“？”摆在同学们面前。

　　B.方便面背后的危机

　　一天，焦鹏替另一位同学带回了奖学金，并开玩笑说：“记得请我吃饭。”

　　对方沉默无语。随后，给他送来一袋简易装的方便面。焦鹏掏钱给他，谁知，他将方便面扔到桌子上，转身离去。焦鹏也很生气，买了一袋精装方便面，又带上对方送的方便面，一起送还，并告知说：“我请客还不行吗？”

　　焦鹏来自兰州，父母在国企工作，从小读书在子弟学校，周围同学的家庭都差不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对方却像“被逼无奈”，这样，他认为“很不爽快”，因为“请客又不是仇人逼债”。至今，他和那位同学还见面不说话。

　　分析原因，焦鹏认为，主要是大家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不是钱多了一定要请客，而是请客是一种很好的感情交流方式，因而，十分反感在请客上“斤斤计较”。

　　而对方认为：“既然你要求请客，买一袋方便面即可，不是还了欠的人情吗？”

　　焦鹏所在班级，有10名同学来自农村，还有的来自县城、中小城市，也有来自大城市、发达城市的。不同背景出来的同学，行为准则和习惯各不相同。刚开学时，一块儿出外吃饭，调和、妥协的结果，是吃鸳鸯火锅，一半清淡、一半麻辣，各取所需。

　　不同的家庭，甚至说话方式也不同。一次出外郊游，焦鹏说：“师傅，您小心，不要撞车。”有同学马上指出：“你怎么这样说话？不吉利，在我们那里是要挨骂的。”

　　焦鹏说：“正相反，在我们那里，是关怀、关心的表现。”

　　这是个宽容、多元化的校园，焦鹏感慨地诉说一些“冲突”时，也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没人比谁高一等。有一位女同学，家庭环境不好，但学习刻苦，为人坦率。每月生活费仅有150元，她却坦然地说：“父母挣钱少，我就得少花。”为此，焦鹏很钦佩她。“家庭经济收入与个人能力、品质并不成正比，关键是学业有成，这是一种校园评价体系。”

　　“方便面”事件，带给他的启示是“不同的观念、习惯，一旦迎面遭遇，总会暴露出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而他们需要的，是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

　　如今，在焦鹏的宿舍，有人过生日，大家就每人出两三元钱，买些小吃、花生、瓜子，一块聚一聚。并且，宿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吵架，最多不超过一天，就要和好。

　　A.第一课：学会孤独。

　　出生在新疆的石淇玮，第一次走出家门，居然是走进北京，走进大学。

　　那天，“老爸老妈”拿着通知书，前往报到处报到。接待老师不解地说：“都大学生了，就不能让孩子自己来？”石淇玮深知，身为军人的父亲，由于儿子是驻守边疆的战友们的下一代里的佼佼者，对此“无比自豪”。可在那种情景下，石淇玮情愿父母早点离开，于是，便“轰”父母说：“快回去吧”。“其实，当时一门心思要‘独立’。”他说。

　　然而，父母一走，他感到“格外孤独”。同学之间“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新生欢迎会上，老师说：“你们都是尖子生，但此刻请记住，迈进大学校门那一刻，所有荣耀、光环都已成为往事。”

　　接着，老师的一句忠告，让石淇玮“震惊不已”：“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这里非常孤独。”

　　他回忆说，“遇到了许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别人不理解我，认为我性格孤傲，其实，我常常感到委屈。”而他“最郁闷”的事情，就是对个别同学的行为“看不惯”，而“个别同学”自己不知晓，为此，石淇玮曾“气得要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之间的相互熟悉，石淇玮的感觉有了变化。

　　一天，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有些不开心，大家一直聊到了凌晨一两点钟。此后，“卧谈会”成了必修课，即使第二天考试也不例外。

　　大一时，石淇玮病了两次，发烧，想家，直掉眼泪。这时，同学帮着打饭，帮着擦身子。有一次发烧，早晨起床，胳膊都抬不起来，几个同学帮着他穿衣服，并用热毛巾敷在他头上。渐渐地，石淇玮“经常反思”，并能够和同学们“互相尊重”了。

　　现在，石淇玮认为“没有必要对某一现象烦恼”，因为，“见识多了，才发现以前很幼稚”。遇到同学交往的不和谐音，他都把握一个度，就是相互宽容。此外，他认为“对别人的看法是个人的，他看不惯你，那么，没必要一定要他看惯你，但是，这并不影响彼此友好相处、互相尊重。”

　　石淇玮，学会了“孤独”，也战胜了“孤独”。如今，提起往事，他灿烂地笑着。

　　B.我还是我

　　2002年9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特困大学生资助计划，资助了一名清华学子，他叫俞浩。

　　俞浩的父亲俞党生，今年51岁，肢体残疾。最低生活保障费，每月400多元，成为全家生活的依靠。从小懂事、刻苦上进的俞浩，考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俞党生为儿子高兴的同时，心头布满了阴云，家庭这样的经济情况“怎能让孩子上大学啊”。

　　俞党生说，俞浩从不乱花钱，常年穿着中学的校服，没有一件名牌或好一点的衣服。

　　而在北大英语系，姜瑛每天早晨起来，常常发愁地说：“穿什么衣服好呢？”

　　姜瑛，来自浙江，母亲从事服装生意。在宿舍里，她有六七个大箱子装衣服。家里每个月都寄一两次衣服来。同一宿舍4个人，姜瑛的衣服比其他人加起来还多，摩登、休闲、淡雅、庄重，各种风格一应俱全。

　　姜瑛说，自己心情好时，就经常换衣服，心情不好，才懒得换。同宿舍女生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姜瑛起床，总是发愁穿什么衣服。”

　　“哇塞，这件衣服好漂亮，借我穿两天好不好？”经常有同学感叹。对此，开朗的姜瑛总是热情地说：“没问题，你穿嘛。”

　　高中时期，在姜瑛眼里，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当时，周围同学的家庭经济条件、消费观念差不多，学校边上就是小店，每次买东西她都记账，每月要花300元—500元，而且，还经常去茶吧、音乐吧、卡拉O K、玩具吧、蹦迪，生活显得五彩斑斓。高二时，她甚至怀揣几万元钱，去香港游玩。

　　迈进大学门槛时，她想像大学生活也是“一天到晚坐在草坪上唱歌”。而走进大学，她发现环境改变了，周围的同学很少乱花钱，为此，她也“变得节省了”。

　　坐在北大的食堂里，吃着一个素菜，19岁的姜瑛说：“我不是很奢侈的。”每天，到食堂吃绿豆芽、菠菜，也告别了茶吧、音乐吧、卡拉O K等等，“别人不出去玩，我也不出去，因为，一个人出去‘很傻’。”

　　进入大二，姜瑛常常感到困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为此，她很钦佩贫困家庭出来的同学，认为他们“很坚强”。看到生活困难的同学，在食堂吃饭不舍得买菜，只买一个馒头，姜瑛会陷入自责：“不能这样花钱。”

　　衣服太多，她曾动过“开个时装店”的念头。因为，有的衣服，穿一天就不再穿了。而她打开衣箱，发愁“今天，又没衣服穿了”，使得别的同学十分不理解，甚至“有些不满”，她真诚地解释说“我说的是真心话，衣服越多，越不知道穿什么”。于是，每到放假，她都带着一大箱子衣服，让妈妈送给经济上不大宽裕的亲属。而返回学校，她会带着酥糖、核桃膏、牛肉干、青梅等家乡特产，与天南地北的同学们分享。

　　过生日的时候，同学们会从学生食堂买回许多小菜，在宿舍点燃生日蜡烛，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此时，姜瑛感受到“生活、友谊的快乐”。

　　C.朋友啊，朋友

　　看上去，郭伟有些沉默寡言。

　　他的家在河南安阳，父母都是农民，仅有两三亩地维持生活。到高中时，全村就只有他一个人继续上学了。他考入北大，在家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当他走进北京，被周围人“很尊重”的感觉消失的时候，他用“反差大”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他说：“我是农村来的，好多东西都没见过，他们(指城市同学)说的事情，觉得听不懂。”因此，当城市同学“聊不知道的话题”，他认为“没有共同语言”。并决定，不主动与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来往，因为，那样显得“很巴结”。

　　由于家乡十年九旱，父母种的粮食，仅仅够自己吃。上大学后，他没向家里要钱，而是靠做家教每星期60元钱的收入维持生活。每年4800元的学费，他也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

　　他曾经“在心里憋了一肚子话，没人去说”，为此，接到第一封家乡朋友来信的时候，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如今，他还是只与同样来自农村的同学交朋友。“大家都来自农村，从小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差不多，感觉上亲密、好沟通，交往起来不困难。”他说。“当然，别人对我好，我也会对他好，甚至敞开心扉，但我不会主动与他们(城市同学)交往。”

　　说起“朋友”，常力却一脸兴奋。

　　常力，家住北京顺义，父亲是物理教师。

　　对于贫困同学，他看到对方冬天还穿着一双单鞋，就问“你怎么不穿棉鞋啊？”对方有些脸红地告诉他：“在南方，我们就是这样过冬的，习惯了。”还有一个贫困同学，一提钱就皱眉头，出外吃饭、郊游，常力提出让他“付一半钱”，深怕一点不让他出，会让对方感觉“有点羞辱”。有的贫困同学对环境陌生，有些心理负担，“不好接触，封闭自己”，对此，常力认为，时间长了，他们会自己解放自己。

　　对于工薪家庭的同学，看到对方喜欢到高档地方消费，常力犹豫说：“咱们不挣钱，花爸妈的钱，现在吃点大排档就行了。”有人却不同意：“现在不见世面，还什么时候见？”所以，同学间大都实行“A A制”。

　　一次，常力钱包丢了，连公共汽车都坐不了，就掏出手机打电话，同学一听，火速赶来。常力说，曾经与同学之间的不解、不愉快，此刻，都化作了感动。但是，真正成为朋友的同学，还是很少。

　　朋友，在大学校园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反映着不同的消费观、人生观、价值观。

　　A.来自同学中的呼声

　　2002年11月18日，北京大学的成长热线正式开通。与以往不同，这个热线，是由学生发起、主持的。每星期一、三、五，晚上7时到9时，两部热线电话对同学们的心理问题进行解答。

　　谭洁清，北京大学心理系二年级学生，成长热线的参与者。她说，目前，成长热线共有18名志愿者，都是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

　　几个月时光悄然而逝，谭洁清感觉，“现在的人际交往中，人们的心灵还是蛮脆弱的。”有个女生，用手机打到热线，原想问问情况，没想到，这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她说，一名男同学随口说想上街买东西，她很热心地表示愿意帮忙，随其同去，而在班里的有些女生看来，她很轻浮。其实，她仅仅是想多交朋友，没有别的意思。为此，她很难受，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她一口气约见了10个网友。没想到，这又成了一些同学议论不休的话题。

　　一位来自农村的男同学，认为自己乐于助人，刚入大学，为了省钱，他和另一位同学合伙吃饭，共用一张饭卡。一次，卡里钱用完了，对方同学说自己没钱。这时，这位男同学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提供别人的伙食费，就提出“散伙”。别人认为他“很自私”，为此，他很苦恼。

　　谭洁清说，家境不好的同学，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些障碍。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如何适应环境，如何与人相处，却是一个极大的课题。“我们的初衷是表达人文关怀，倾听他们的心声，尽量予以帮助。”

　　一名女生，与一位室友的关系非常好，将其视为最好的朋友，并愿意与其“分享一切”。可是，这位室友与其他同学要好时，她却不能容忍。她觉得，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付出，为此，两人吵了一架，吵到自己泪流满面。

　　成长热线解答了她的困惑。过了一段时间，她留言说，自己走出了人际交往的困惑，感觉好多了。

　　电话线连接起来的成长热线，就是一部人际交往的心灵记录。电波传送，诉说着不同家庭环境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彼此遭遇的寒风和热雨的感觉，冲突和融合的故事。

　　B.学会相处

　　马伯寅，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说起这些问题，十分感慨。

　　他认为，就基本判断而言，学生当中，确实出现了不同阶层，这跟他们上学之前的环境、经济条件关系最密切。入学前，他们差距很大，也形成了不同的交往圈子。“这是环境造成的。”他说。

　　入学前，形成的价值判断，使得他们相遇时，难以避免地出现了隔阂、痛苦、愉悦、幸福等种种感受。而大学的特点，又提供了班级、宿舍这样的“强制性环境”，即这些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兴趣、消费理念选择走到一起的，而是出于学习需要，强制性、带有一定约束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他们走出校园后，一生不会有第二次。

　　马伯寅说，4年时光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还有那样一些事”，会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这种新鲜、差异，使得他们会有相互隔阂、相互歧视、相互漠视的现象，其实，这种交往对于他们性格改变具有重大作用。因为，强制性环境，多样性的空间，会使固有的倾向性弱化。同时，宿舍具有私密性，过去，哪怕最好的朋友之间也不一定具备这种特性，这就要求同一宿舍、同一班级的人，即使不一定成为朋友，也要学会和平共处，不闹矛盾。

　　对此，北大英语系学生罗晨姿感触很深。罗晨姿，18岁，来自福建莆田，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幼儿园教师。上大学的时候，她一个人坐上火车，带一个背包和随身小包，就来到了北京。

　　由于有口音，她到食堂买菜，别人竟听不清楚，一气之下，她不买了。然后在同学的帮助下，刻苦练习普通话。由于班上人人都有手机，她也买了一个，因为，妈妈强调“跟别人差不多就行”。

　　有一个女生，开始不是很好相处。她经常动别人东西，如果提醒她注意，她就会发脾气。由此，罗晨姿觉得“互相体谅最重要”。举一反三，每天起床，罗晨姿都“轻手轻脚，生怕吵到别人”。

　　罗晨姿说：“在学校的时光，我变得更加坚强，懂得了宽容、礼让的真正含意。”

　　马伯寅说，不一定都成为朋友，但一定要学会与人交往、与人相处，这是校园融合的真谛。

　　C.不可或缺的成长历程

　　黄卉，北京大学大一新生，来自江苏省的盐城。她说：“很多同学反映，在宿舍里读英语、打电话、吃东西，影响别人休息、读书等。不同家庭的学生，消费观、经济能力也不同，常常会发生分歧。如此小事，引起的摩擦真不少。真希望同学之间的利益冲突少一些。”

　　北京大学教授王登峰认为，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合作与竞争。现在，同学相互竞争，已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这从根本上，也是源于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许多学生与老师、朋友、家人相处时，总是不自觉地持一种不在乎不关心别人的态度。往往只有自己成为当事人时，才能体会到一句真诚友好的问候能让人感到何等的温暖。

　　为此，早在2001年，北京大学就发起了心理健康文化节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同学们会在很多时候面临多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是抱有一种自我警醒的精神，不断超越，不断完善自我。

　　一位心理咨询员说，大学时期的分层、冲突、融合，实际上是走向社会前的人际模式的预演，绝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由于他们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又处于“我是谁”的思索人生问题的青春季节，因而，这种冲突、融合显得具有别样的意义。此前，小学、中学时期暂时掩盖的“社会化”问题，在大学时期冒了出来，需要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使得许多人的性格、理念、风格，在大学时期转变很大。

　　马伯寅说，离开大学这个“强制性”交流、融合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依旧会按照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固有的生活轨迹寻找朋友圈子、交往空间。但是，他们会更宽容、更适应地融入社会，融入工作。这是面对社会形态趋于多样化的今天，校园融合的意义所在。(本报记者刘畅 原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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