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

　　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

　　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由分散——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10天3000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

　　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会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起草合同，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理想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黯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而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更多靠的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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