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老师在对学生造成伤害以后都会说：“我是为你好。”旁人也多半会为这些老师开脱说：“老师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否真是这样呢？

　　陈伟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这些对孩子频繁使用“语言暴力”的老师们

不能说对孩子毫不关心，但很多情况下可能也不是没有个人目的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可能是这些老师比较真实的一种心态。

　　在这一问题上，著名学者摩罗也认为，“这些老师的基本动机也是为了自己当先进拿奖金之类，而不是为了受罚者的利益。受罚者的尊严受到伤害，这是最严重的损失，哪还有什么利益可言。退一万步说，施暴者的动机真的是为了受罚者好，那也不能成为施暴有理的理由。”

　　摩罗先生的话或许有些过激，但的确，就算是为了学生好，也不能成为随意用语言侮辱学生的理由。

　　陈伟认为，我们决不能以为从“为孩子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任意辱骂孩子。要知道，孩子是有自信、自尊的。孩子的心灵是更为敏感和脆弱的。一句中伤的话可能让一个孩子多年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毁于一旦，可能会影响他们一辈子。

　　另外，许多人也这样认为，老师是不会凭空骂人、侮辱人的，孩子在这其中是起着一个导火索的作用。

　　对于这一说法，陈伟认为，孩子们在这一事件当中可能是有过错的，或许他们违反了班规，或许他们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

　　但我们必须看到，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跟成年人有很大区别。他到学校来的目的就是学习生存的本领和社会的规则。因此，我们的老师决不能用成年人标准来衡量孩子们的举动。

　　北京市海淀区石油附小二年级数学老师王京也赞成这一点。她说，孩子毕竟是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自控能力差，学习习惯没有养成，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不自觉的。作为老师，应该用孩子的优点来改造他的缺点。

　　纠正孩子们的错误是老师们的责任，而随意辱骂、讽刺学生不是老师的权利。

　　对于“语言暴力”，有人认为，现在的孩子不比从前了，学生越来越难教了。老师们在没有进行体罚的情况下，使用了一些色彩较重的语言，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

　　对于这种说法，陈伟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承认，现在的孩子是比从前的学生懂得更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同时具有了更多的叛逆性。但是，难道因为这点，就能说正常的教育不能离开“语言暴力”了吗？

　　陈伟认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完成教学任务，靠的是老师的教学艺术。

　　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有教育专家曾说，“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真理的人”。可见，老师不应该再将自己摆在把握真理者的位置上，而应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包容孩子们的质疑和一些举动。

　　其次，不使用“语言暴力”，并不是说不能批评孩子，关键在于批评的方式。在合理的批评当中，教师应该用真诚的话语、平等的姿态与孩子们对话。切忌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脸孔。同时要因材施教，切忌千篇一律。

　　王京老师说，她班上的学生犯了错误，她的方法是从不在课堂上批评孩子，而是将孩子叫到办公室耐心地说服。“因为孩子虽然未成年，但同样有自尊，当同学的面批评他，他也会觉得没有面子。”而且“老师的批评可以是讲究方式的，并不是严厉就是批评。老师可以用谈心的方式与学生建立起沟通”。

　　“语言暴力”给学生带来的伤害虽然隐蔽但很严重，那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一举动做一些硬性的限制呢？

　　不久前，受不了老师语言侮辱的重庆女孩的父母已经将该老师告上了法庭，因为女儿是不堪忍受老师的责骂和侮辱而跳楼自杀的，要求追究该老师刑事责任。人们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对“语言暴力”宣战了。

　　而陈伟认为，我们不能只是在“语言暴力”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才想到法律武器。我们不能仅仅是保护那些已经受到极大伤害的个体，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保护所有受到“语言暴力”侵害的学生。

　　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单靠教育部门发文规定教师要使用文明用语，要求教师不许打骂、侮辱学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规范师德的措施毕竟是缺乏强制性的，何况是教育部门的‘家法’，和法治国家依法治教的实际需求相比，未免显得过于落后。”(本报实习记者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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