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不断下滑，同行评阅多是顺水推舟成人之美的情况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周瑞金却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说“不”——

　　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周瑞金受朋友之邀，作为同行评议人，为其评阅博士论文。当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后，“

第一个感觉是：接受这篇论文的评阅是一个失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

　　对朋友的论文行使“否决权”

　　周瑞金在评阅意见中说：在当前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同行评阅多是顺水推舟，与学子为善，以成人之美。何况，这次论文的作者又是我的朋友、同事，因此，理应高抬贵手，保其过关。但是，作为一位从事党报工作40余年的老报人，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实在不忍心作违心阅评，有损学术良心，这一来，我就处在火炉上烤的两难境地了。

　　经过反复斟酌，周瑞金采取了与很多人不同的做法：对这篇博士论文行使了“否决权”。在此次论文答辩中，周瑞金是同行评议人之一。

　　据介绍，在硕士、博士论文答辩中，为加强监督，必须邀请同行对论文进行评议。同行评议人虽然没有投票权，但可以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且意见要在论文答辩时宣读，是论文答辩委员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一般来说，硕士论文答辩至少要邀请3位同行评议，博士论文答辩会更多。

　　在刚刚过去的学期中，又有成千上万的学子们戴着博士帽、硕士帽告别了校园。与此同时，以提高教学质量、重塑学术形象为目标的“癸未变法”，也在北京大学徐徐拉开序幕。有人说，这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追求数量规模到注重学术质量历史性转变的开始。

　　在目前的学术氛围存在一些欠缺的情况下，周瑞金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把关人”。据了解，论文答辩时周瑞金正在上海，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成美教授代周瑞金宣读了评阅意见。

　　成美教授等几位答辩委员会成员与周瑞金并不认识，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说：“听完周老师的评阅意见，我们都想当面向周老师表示敬意。”最后，这篇博士论文被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全票否决，答辩委员会认定对该文作者“不授予博士学位”。

　　为什么不能成人之美

　　记者：作为博士论文的同行评议专家，您为什么说这次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

　　周瑞金：我原本想同行评阅总要帮同行一把。论文作者是我熟悉的朋友、同事。因此，当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要我当论文的同行评阅人时，我没有迟疑，就欣然接受下来了。但一读论文，不对了。论文的选题，文献的引用，以及在科研能力、写作规范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后来还了解到，这篇论文去年就曾申请参加答辩，但被专家小组要求修改后答辩。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若按原先的想法，“同行评阅帮同行”吧，觉得学术良心过不去，实在不好意思写违心的评阅意见。但是，如果说真话，严格要求，那我估计这篇论文通不过。本来这是正常的学术评价的事，但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这样做对我的朋友是有压力的，3年苦读不容易，如果论文答辩通不过，他会多伤心可想而知。这一想，我感到左右为难，自己是被放在火炉上烤了。

　　记者：您最后还是选择了讲真话，行使了“否决权”，您又是怎样下这个决心的呢？

　　周瑞金：很巧，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诺贝尔奖百年的材料。诺贝尔奖100年的历史，是年轻科学家的创业史。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是，欧美一些国家不少年轻人在做博士论文时，就有了重大的学科创见，依据博士论文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典型是施里弗，他拜巴丁为师，巴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共10个题目，要他自己选择研究方向。施里弗经过琢磨选择了超导这个课题。在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施里弗对超导理论有重大突破，后又经过巴丁和库珀的帮助，通过计算彻底解决了理论问题。1972年施里弗便与巴丁和库珀因超导理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又比如，1915年布拉格父子因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小布拉格纠正了老父的错误而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父子同获诺贝尔奖的先例。小布拉格获奖时年仅25岁，至今保持诺贝尔奖最年轻得主的纪录。此外，1961年德国的穆斯保尔获诺贝尔奖，他在读博士生期间发现了“穆斯保尔效应”，其博士论文正是获奖的依据。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的约瑟夫森，1975年奥格·玻尔获得诺贝尔奖，依据也是他们的博士论文。

　　说真的，读了这些材料，对照一下我们今天一些博士生的论文水平，我实在汗颜。要培养一流的博士生，首先要有一流的博士生导师，那些凭博士论文获诺贝尔奖的，背后都有很优秀的导师在指导。再回到博士论文评阅上，今天如果对不合格的论文把关都做不到，那还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吗？我还有什么脸面当博导？

　　恰在这时，北京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在酝酿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选拔优秀人才，筛除平庸之辈。这个被称为“癸未变法”的改革，对我触动也很大。在这种形势下，我实实在在而又迫切地感到，是应当对博士论文实行严格学术要求的时候了，是应当认认真真消除学术领域庸俗之风、腐败之风的时候了！否则，何时能够真正实现中央一直殷切期待我们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学术创新？！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断然下定决心：坚持学术标准，对博士学位论文作出实事求是的阅评。这样做，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不会得罪我们的国家，不会得罪我们的人民，我感到心安。(本报记者 刘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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