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洁 (杭外)

　　读过《史记》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读过唐顺之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论》，一赞一贬，二者我都不全赞同。司马迁盛赞信陵，赞扬信陵重情谊轻性命，我不敢苟同；而唐顺之把信陵君贬得一无是处，我也不同意。

　　战国时的“士”，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他们有智谋，有勇气，有各自的本领，他们重义气，轻生死，豪爽有魄力。因此他们在选择自己的主人时，也很注重主人的品行。信陵君“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待之”，自然而然成了士的归属。当时的四君子，都是以养士而闻名的。

　　然而养士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兴旺？

　　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养士为的是集众人的智慧，谋划出好的方案，自是为了保国、强国；若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真正的“士”会意识到他的自私，就决不会投奔他。

　　更何况，信陵君养士，对于魏国的意义更是远远超过了个人的利益范围。魏国不算大国，兵力也不足以和别的大国抗衡，然而各诸侯“不敢谋魏数十年”(《史记·信陵君窃符救赵》)，正是因为信陵君“贤，多客”，可见他和他的门客们对于魏国的重要意义了。他是魏王的异母弟弟，于公于私，他都应该担负起保卫魏国、强盛魏国的重任。然而他却听从门客的建议，“窃符救赵”。

　　若背着魏王窃符是为了魏国的利益，也就罢了；可恨的是，他“窃符”，不仅不是为了魏国，反是害了魏国。他决定窃符救赵时，已经很清楚他将回不了魏国了，他居然没有考虑过魏国若是少了他这么个中流砥柱，它的将来是令人担忧的。窃了符，到了邺，合了符，杀了晋鄙。若是为了魏国，也就罢了；然而他是为了救赵国。他这样做，更是置魏国的安危于不顾：他已经走了，留给魏王一个烂摊子，还杀了魏王的大将，这无疑是将一个人的大动脉剪断后又往心脏上戳了一刀。

　　但无可否认，信陵君是很讲义气的。他重情谊，想救赵国，甚至不惜以死赴赵。然而他竟如此不善于权衡轻重，为了义气居然忽略了自己对于魏国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他发现自己“急人之困”的名声受到质疑，他立刻就加倍慌张急切起来，甚至抛开魏国的切身利益，傻傻地想出了“以客往赴秦军”的笨主意。如此轻重不分，就不仅是愚蠢了，而是他根本没有把魏国放在第一位去考虑，他心中放在第一位的，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亲人，是自己所维护的狭隘的“义”。如此自私，又称得上什么“高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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