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孩子,

　　又是半个多月不写信给你了。最近几个月很少写长信给你，老是忙忙碌碌。从四月初旬起，结束了服尔德的小说，就停到现在，一晃四个月，想想真着急。四个月中开了无数的会，上了黄山，去了淮南、梅山、佛子岭、合肥；写了一篇书评，二篇小文章。上周北京《文艺报》又来长途电话要写一篇纪念莫扎特的文字，限了字数限了日子，五天之内总算如期

完成。昨天才开始译新的巴尔扎克。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真有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哀哉哀哉!这半年多在外边，多走走，多开口，便到处来找。政协的文学—新闻—出版组派了我副组长；最近作协的外国文学组又派我当组长；推来推去推不掉：想想实在腻烦。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会多于二十四小时，怎么应付呢?挂挂名的事又不愿意干。二十多年与世界大局(文坛的大局)完全隔膜了，别说领导小组，就是参加订计划也插不上手。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带来不少事务工作。就算光提意见，也得有时间写出来；也得有时间与朋友来往、谈天；否则外边情况如何知道，不明情况，怎能乱提意见?而且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还常常追问下落。

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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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告诉你政府决定不参加Mozart[莫扎特]比赛，想必你不致闹什么情绪的。这是客观条件限制。练的东西，艺术上的体会与修养始终是自己得到的。早一日露面，晚一日露面，对真正的艺术修养并无关系。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我给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这一年来常在外边活动，接触了许多人；总觉得对事业真正爱好，有热情，同时又有头脑的人实在太少。不求功利而纯粹为真理、为进步而奋斗的，极少碰到。最近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宣布各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对共产党监督的政策。各党派因此展开广泛讨论。但其中还是捧场恭维的远过于批评的。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的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社会上多的是背后发牢骚，当面一句不说，甚至还来一套颂扬的人。这种人不一定缺少辨别力，就是缺少对真理的执著与热爱，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当然，要斗争、要坚持，必须要讲手段、讲方式，看清客观形势；否则光是乱冲乱撞，可能头破血流而得不到一点结果。

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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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对音乐的重视，远不如对体育的重视：这是我大有感慨的。体育学院学生的伙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来在政协会上，和北京来的人大代表谈过几次，未有结果。国务院中有一位副总理(贺)专管体育事业，可有哪一位副总理专管音乐?假如中央对音乐像对体育同样看重，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萨尔茨堡]了。既然我们请了奥国专家来参加我们北京举行的莫扎特纪念音乐会，为什么不能看机会向这专家提一声Salzburg[萨尔茨堡]呢?只要三四句富于暗示性的话，他准会向本国政府去提。这些我当然不便多争。中央不了解，我们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影响要大得多。

　　这次音乐节，谭伯伯[即我国优秀作曲家谭小麟(1911-1948)]的作品仍无人敢唱。为此我写信给陈毅副总理去，不过时间已经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办莫扎特纪念音乐会时，矛盾当主席，说莫扎特富有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们专爱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这帽子戴在对方头上合适不合适。马思聪写的文章也这么一套。我在《文艺报》文章里特意撇清这一点，将来寄给你看。国内乐坛要求上轨道，路还遥远得很呢。比如你回国，要演奏Concerto[协奏曲]，便是二三支，也得乐队花半个月的气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绎]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oncerto[协奏曲]就得练半个月以上。所以要求我们理想能实现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不信你瞧吧。

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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