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纽约8月31日电(记者陈建)旅美专家学者给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代表团出了不少好主意：应该多出版专供学生使用的平装经典名著；应该在职业教育方面下功夫，出版各专业协会制定的执业手册；还应当组织海外专家组，对高校教材进行公正、严格的评审……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美国东北部就职的二十多位各行业华裔专家学者，聚到中国

驻纽约总领馆，为提高中国高校教材水平献计献策。

　　出席座谈会的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艾方林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方向应该由国家制定。但是，光有教育方向不够，把教育方向落实下去，一靠教师、二靠教材。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也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教师水平，二是提高教材水平。仅就教材而言，多从国外引进优质教材，无疑是个好办法。

　　当过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现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刘志鹏介绍，现在，高教社每年出版的各类教材有一千多种。但从国外引进的数量不多，而且多集中于生物、计算机、经济管理等领域；社会科学、职业教育方面的优秀教材相当缺乏。这里面，有中美两国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管理和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因素，而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法律类教材发面表现得相当明显。但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希望，未来三、五年内，要把引进教材的数量从现有的十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左右。

　　探讨怎样引进国外的好教材、如何使中国高等教育出版工作走向国际化，正是刘志鹏和他的同事此次访美的目的。全美四千多所高等院校中，排名前二十五位的，一半在东北部，排名前五位的，全在纽约附近。因此，高教社代表团访美第一站就选纽约。其后，他们还将赴旧金山、芝加哥两个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城市访问。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助理院长程星先生主张，中国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多读原著。高教社应该精选几十种经典原著，出简装、价廉的版本，专供学生使用。他认为，中美两国教育领域的差别其实并不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是在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上。引进教材的过程中，组织、管理很重要。例如在国外，出版一本社会科学类教材，通常要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匿名评议。反之，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情、“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教材的质量当然会受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心脏病中心的王捷教授也说，内地一些机构或个人现在不是写教材、编教材，而是“纂教材”。“纂”出来的教材东拼西凑，缺乏原创研究成果。他也主张，海外工作的华裔专业人士可以应聘担任教材评审委员，帮助“把关”，提高中国高校教材的质量。

　　史跃田是纽约爱因斯坦医院肿瘤生物领域的副教授。他说，中国医科教材有的面向大学本科学生、有的面向研究生，但为执业医生提供在职教育的很少。例如，非典型肺炎爆发时，内地不同医院互不承认彼此的诊断，不同医生对同一病例采取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很不同。这就需要出版社与中国的执业医师协会联络，出版详细的专用手册，使专业人士“照章办事”，在工作中也能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副院长韩照红女士慨叹，汉语教学在海外“正时兴”，但掌握新式教学法的好老师却不多，指导老师进行“新式教学”的好教材更缺。何谓“新式教学法”？就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和交际，而不是用老式的“语法教学法”，只训练学生读和写。因为“老办法”训练出来的学生，能背很多单词，会答很多语法题，但就是没法张口说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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