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大学新生入学的报道，总有人忍不住感叹几句：哎，想当初，我们刚进大学……

　　有些回忆是相同的：不会挂蚊帐，进大学第一夜，被蚊子咬得浑身红肿；不晓得席子是要常常擦的，席虫频频来骚扰；泡开水的诀窍，是烫伤了几次之后才摸索出来的……

　　有些回忆，则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把同学当成老师的糗事，多半发生在70年代刚恢复高考那几年；戏弄同班的日本留学生，教他说“我姓山本，叫山本五十六”的，可能是90年代的大学生……

　　60年代 那一勺回锅肉

　　朱先生1962年入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那时候从上海去南京，要坐一个晚上的火车才能到。火车票还特别难买，开学前4天，我一个人到北京东路的售票点，排了两三个小时的队才买到。后来放寒假回家时，车票更难买了，最后好不容易挤上学生专列回上海——一节闷罐车，没有窗，没有灯，角落里摆着个马桶，想站的站，想坐的席地而坐。

　　去的时候带了3件行李——一个背包，一只箱子，还有装着热水瓶、脸盆、饭碗之类的网兜。衣服里缝着两个月的生活费24元。我们寝室里有个山东同学，看来家境还不错，箱子是用很好的木头打成的。最穷是个安徽同学，裤脚管是用各色布片接长的。

　　学校派了车在火车站接新生。因为那天下雨，四周全被车篷遮着，一路上什么也看不到。行李是用另一部车装来的。安顿下来之后，几个同学一起到市中心去走了一圈。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吃，纯走路，一个多小时就打了个来回。

　　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的饭碗一个比一个大。我的饭盆能装半斤饭，最能吃的一个同学，饭盆足有小号的塑料脸盆那么大。刚开学不久，正逢学校10周年校庆，学校搞聚餐。所谓聚餐，也就是饭碗里多了点油水——学校送了我们一人一份回锅肉。一份份用小碗装好的，没有谁多谁少。

　　新生也没有“扫舞盲”的说法。交谊舞倒是也跳的，不过我们都不会，也都没去。我们寝室里只有个哈尔滨人去了。我们都猜，他一定是高干子弟。

　　70年代 同学读着我写的课文长大

　　黑马1978年入读复旦大学

　　恢复高考后，我连续参加了两次。第一年：一志愿北大，二志愿复旦，结果落榜；第二年：一志愿复旦，二志愿北大，被复旦中文系录取。敢这么填志愿的，估计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高考前，就把我在1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的29篇文章分别装进包裹，寄给了北大和复旦。那时，我正在黑龙江“修地球”，揣着每个月38块6的补贴，向兵团请了半年的假复习迎考。考下来感觉一般，就在我准备回城工作的当口，突然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事实上，我的考分没有达到复旦的录取线，但翻着一大叠材料，复旦、北大都愿意破格收我，最终考虑到我家在上海，复旦调走了我的档案。从此，对朋友的一句话深信不疑：“现在的社会，伯乐比千里马多。”

　　我冲向火车站，买了车票直奔上海，后来经朋友提醒才意识到自己能享受半价票了。

　　第一次班会简直太壮观了，整个班级就像个大户人家。最大的同学32岁，最小的才16岁，足足相差1倍岁数，几乎是两代人的辈分。29岁“高龄”的我在班中排行才15、6位。72个人中，老三届的占了30%，应届生30%，其余是历届生，拖家带口的就有10多个。

　　小同学天真地跑过来跟我说：“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读过你写的课文《第一次战斗》呢！”哭笑不得。甚至连一些老师都比我们“大龄学生”年轻得多。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师存心刁难我们，班委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借口找他“谈心”。上前一问：“老师，您几几届的？”他趾高气昂地回答：“67届初中。”我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我是66届高中。”把他吓得目瞪口呆，从此再不敢招惹我们。

　　80年代 6盘姜育恒的磁带

　　江先生1987年入读上海大学

　　刚入大学那会儿，像是遭遇了“第二次青春期”，摆脱了中学的束缚、父母的管制，简直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出了山，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拼成绩、拼弹吉他、拼写诗、拼女朋友的多少……就连毕业中学的“出生”也要拿出来比拼一番。能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算得上至高无上的荣誉。

　　那时候流行晚自修，班上1/3的人一吃过晚饭，拎着来不及洗的饭碗，就冲到阶梯教室。男生占领后排的至高点，看书看得累了，压低了书，眯起眼睛，从细缝间偷偷打量前排漂亮的师姐，仅此而已。

　　平时没什么娱乐活动，同学从桂林路的上师大颠2个小时到三门路的上海大学，一起嚼3毛5分一块的大排也会让人幸福一晚上。至今，我还记得同学的一句名言：“大排不在于大，而在于厚。”

　　隔壁寝室的女生有6盘姜育恒的磁带，羡慕得我咬牙切齿，但最终我也搞到了6盘姜育恒的，因为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90年代 从机场到学校，花了3个半小时

　　梁小姐新加坡留学生1994年入读复旦大学

　　我清楚地记得，94年入学报到时，第一次坐出租从虹桥机场到复旦，足足花了我3个半小时——那时，上海的高架还没有建成，半路上，车子的排气管又坏了，狠心的司机把我的行李往路边一扔，什么也没说，转身就溜了。放在现在，一定会被投诉的吧？2000年，我再回复旦的时候，从机场到学校只花了45分钟。城市的变化太大了，如果没有55路，我想我一定会迷路的。

　　那时留学生的住宿条件也不好。夏天的晚上，宿舍里没有空调，热得睡不着觉；冬天的晚上，也没有暖气供应，我不习惯盖很多被子，整个冬天都在抽鼻子……学校附近没有卖水果的超市，去水果摊买，老板斩人，买几根小香蕉，老板收了我10块钱。心里明白，却说不出口，只能恨恨地瞪着他，嚷一句：“你，坏人！”放在现在，他也不敢吧？

　　不过，好在有宿舍门口的生煎馒头、烤羊肉串和冬天里滚烫的烘山芋，捧在手里一直暖到心底。不过，可惜的是，听说那些摊位现在都被取缔了。

　　21世纪 像风筝一样飞扬

　　周小姐2003年直升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4年前的9月1日，室友见到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裙子的我蹦跳进寝室，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看上去挺娇气的。”我告诉她们：“进了大学，终于可以玩了！”

　　4年后的明天，我就要踏上北行的飞机，成为一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对自己说：“终于要开始读书了。”

　　有时候想想真是挺恐怖的。周围的朋友工作的工作，出国的出国，惟独我一人蜗居在学校的“深山老林”里“诵经念佛吃斋”。但思来想去，自己似乎还是最乐意赖在学校里享受做学生单纯的快乐。

　　我一直想象自己是只风筝，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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