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重庆近年来技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8%左右，北京中职毕业生今年95%已就业，江西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十分喜人。而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尚有50万人工作没着落。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字。因为，很多家庭含辛茹苦、有的甚至是倾家荡产地投资孩子上学，好不容易盼到孩子大学毕业，却发现得到回报却如此艰难。

　　于是有人认为，社会应提倡理性的教育消费。如果我们量力而行，及早地让部分学生

进入中专、技校、民办高校就读，就能让他们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岗位，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毕竟，在终身教育的时代，许多教育都可以在走向社会后完成。

　　但也有人认为，在社会用人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上大学仍然是改变命运最现实甚至是惟一的选择。

　　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教育、人才理念人们容易接受，而上大学还是中专技校这样关系前途命运的选择轮到自己或孩子身上，就会是另一种情形。

　　理性教育消费的完成，绝不是一个学生、一个家庭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社会宽松多元的人才标准的确立、政府相关政策和体制的配套和供需信息的畅通等多种必备条件，是多种有效合力作用的结果。

　　究竟什么是理性的教育消费？怎么做才是社会培养人才的最佳选择？我们希望通过一组新闻报道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系列问题，推动全民的理性教育消费新风尚。只有整体环境不断改善，才能使学生和家长在做具体决定的时候进入理性状态，使全社会人才的培养和启用进入良性循环。我们期待着读者朋友们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孩子的培养以及社会的现实，提出各自的观点。

　　树立全民理性教育消费观

　　作者：张坤

　　一方面，截至8月还有50万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今年又有几百万中学毕业生涌入大学校园；一方面有的技工学校就业率高达97%(本版8月28日报道)，另一方面却又由于种种原因学校面临招生难。

　　两对矛盾背后的含义令人回味。“不惜代价非大学不上”依然是一种惯性很大的社会心理，同时也是目前人才评价系统的一个折射。有的贫困家庭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供孩子读大学，曾有报道说，一位农村学生考入某高校后，父亲因债台高筑无力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悬梁自尽，这位学生自然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呼唤新型全民理性教育消费观成为当务之急。

　　理性的教育消费观是一种科学的风险投资意识。人力资本是一种资源，是一个人和社会进行价值交换的资本。教育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有风险。华尔街的博士也一样有失业的可能。

　　理性的教育消费观是一种务实的投入和回报意识。社会正在发生巨变，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在就业市场上，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技校毕业生，在和社会进行个人价值交换时，其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既要考虑到学习知识对于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又要考虑到社会、技术、产业在进步，还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既要考虑上大学的预期回报，又要分析家庭实际状况、学生兴趣和创造力潜能等实际情况，否则有可能得不偿失，培养了一个“匠”，失去了一名“师”，甚至令学生丧失了健全的人格。

　　除了上公办大学，还有多种成才渠道：选择民办大学和职业教育，选择先走向社会再求学，先上技校(中专)再上大学等等，走终身学习之路。

　　但是树立理性教育消费观绝不仅仅针对家长和学生。

　　首先，不尊重现实国情，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多元化多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不引导一个“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的新型人才观，非理性教育消费依然会占据主流。《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将我国高校分为4类：“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学院或大学”、“社区学院”。这一报告一开始引起了争议，但很快，其外在意义超过了报告本身，不少人达成这样的共识：各层次的高等学校承担着不同规格的人才培养任务，它们培养的毕业生要为社会需要的各种层次的岗位服务。

　　今年“两会”上，有11名代表提出“大学生转学应加大自由度”的建议。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这样的“事迹”：一位高中生抱着“非北大清华不上”的念头，一年一年复习应考，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并将此作为佳话宣传。

　　代表建议：允许一般院校学生转入重点院校，所谓“低转高”，也允许退学学生转入其他学校，比如从重点大学转到一般大学，甚至转到高职，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

　　其次，不遵循市场经济下的就业规律，不消除政策壁垒，就难以真正实现从学历为本到能力为本的理性选择。

　　今后在选择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时，至少要考虑自己选择的学校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遵循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毕业生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培养目标；

　　二，培养上做到“人职匹配”，提高学校的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实际技能，学校应有自己的特色；

　　三，学校从上到下，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抓好就业指导，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规划职业生涯，做好就业推荐，使学校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

　　符合这三条，即使读中专技校又有什么？

　　在某大城市，人才引进计划提出，至少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才有条件引进。按此条件，连大专文凭都没有的比尔·盖茨是不够格的了；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等大桥的只有中专学历背景的林元培也不够条件。

　　这就凸显出一个新型人才观的问题。日前，浙江省给非公企业排出前百名，鲁冠球、徐问荣、王均瑶……观其履历，不难发现，百强里的老板竟有90%的学历“寒微”。他们大多是在实干中学习，在市场打拼中走向成功的。当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们中有不少人选择了重新上学，并注重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与那些赶时髦的“MBA”相比，他们是学而优则市(在市场中磨炼)，市而优再学，知识的“含金量”是通过了实践打造和经受了市场检验的。

　　一个全民理性教育消费新时代的到来，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更需要观念和体制的双重突破。

　　舍技校而读大学是明智选择

　　作者：童大焕

　　报载，近年来重庆市技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8%左右，比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抢手。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尽管重庆方面规定考上技校的人也可以“农转非”，技校的招生情况却仍不乐观。

　　有关人士分析，造成这种状况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旧观念在作怪。

　　我想说的是，除非万不得已你再选择读技校。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即使大学毕业生真的比技校生就业难，即使上大学花费比技校高，舍技校而读大学仍然是明智的选择。

　　原因在于：虽然今天的技校生暂时性地获得了比大学毕业生更容易就业的机会，但也仅仅是“就业机会”而已，与大学生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政治文化权利等“社会权利”相比，技校生们获得的这种暂时性的就业机会实在微不足道。况且，如果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们也愿意“放下架子”，“屈尊”去干一些技校毕业生们干的活，拿他们那个水准的工资，那么，大学生的就业率也会大大提高。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技校生难以和大学生抢饭碗，而大学生却比较容易和技校生抢饭碗。而在“饭碗”之外，大学毕业生获得及所能够获得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待遇，是技校生们远远比不上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各党政机关招人，通常起码要求“大专以上文凭”；而很多城市的落户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本科毕业”以上，条件稍宽些的也要“大专以上”。虽然重庆方面规定技校生也可以农转非，但恐怕这也只适用于重庆，出了重庆地区就没门儿了。此外，同样是就业，大学生就业和技校生就业后获得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往往相差很远。

　　与技校生和大学生在“社会权利”上的种种不平等相适应的，是其获得的社会评价也不平等，社会评价上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影响就业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一个“北大才子卖肉”的消息可以搅得社会上沸沸扬扬，新华社为他的“再就业”专门发一条消息。如果这事儿摊到技校生身上，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说都懒得去说。一个大学生被收容致死可以引起全国轰动，可是打工仔被收容遣送，人们又投注了多大的热情与关注？而我们的相关管理制度，把大学毕业以上的视为“人才”，归人事部门管；把其他的视为“人力”，归各级劳动部门管。技校生毕业，也就归属“劳动力”、“打工仔”的行列而已。这样的人为划分三六九等，岂是个人的“观念”所能左右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技工的专业对口性非常强，一旦专业不对口，面临失业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大学生的“通才”性较强，即使暂时得不到发挥和发展的空间，但其社会适应能力较强，从长远看仍然能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不客气地说，今天的技校生在“社会权利”上跟一个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多少本质的不同。不能小看这“社会权利”，看上去似乎很缥缈，实则是其他各种权利的基础。没有一个公平、自由的平等竞争环境，不论单靠技校生“转变观念”的单方独奏，还是技校与技校生双方合奏，都无法改变技校生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地位；即使技校生的就业情况再好，也很难出现技校招生“应者云集”的喜人场面。从环境入手，从人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入手，别说是技校招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应该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