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丽萍

　　今年，重庆、北京等地的中等职业学校虽然毕业生就业形势大好，有些学校的就业率甚至远高于普通高校，但招生仍然十分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发出“树立全民理性教育消费观”的呼吁。

　　什么是理性教育消费？笔者以为，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根据自身的能力、兴趣和实际经济状况，理性且务实地进行教育消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才渠道、就业途径，个人、家庭和社会在教育上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应该说，这种全民理性教育消费对于个人、家庭乃至全社会都是必需且有益的，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状态。在目前的环境下，“全民理性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提倡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问题是，即使全民都树立了“理性教育消费”的观念，“全民理性教育消费”的理想也未必能够实现。

　　“知识改变命运”应该算得上当今社会最深入人心的口号之一了。目前，父母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都希望孩子将来有个好工作、好前途。

　　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假定：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家长在为孩子的教育投资时都不会是完全盲目的，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进行一番“理性”思考，根据社会的用人标准和需求为孩子选择最佳的成才渠道，毕竟，这是在为孩子的未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人潜意识中都有“理性教育消费”的观念，而且其教育消费行为都已经做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理性”。

　　如果多数个体理性行为的后果是集体的无理性，那么问题就不在个体身上而在社会身上。这表明，社会还没有为其成员进行教育投资提供科学的参照标准和准确的市场信息。

　　例如，在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中，关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而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在政府机关和多数国有单位，有了中等以上的学术教育学历，就是干部身份，而接受职业教育的结果是工人身份。因此，1999年新高职开始举办，在高考招生咨询会上，众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高职的毕业生将来是干部还是工人？

　　不仅仅是人才评价系统偏重于学历资格，在教育政策层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虽然在制定教育规划时都会提出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把更多的注意力以及师资和经费都投向了职业教育之外的领域。比如近年来，各地普遍出现技工短缺的现象，有关部门也一再强调要重视职业教育，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各地大力发展“优质高中”的消息。

　　众所周知，瑞士的制造业非常发达，其工业产品品质优良，这和其政府长期重视职业教育有很大关系。尽管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绝大多数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只有15%的毕业生选择进入学术高中再进大学的途径。瑞士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还反映在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上。1993年瑞士的公共教育经费中，职业教育经费占16%，学术高中占8%，高等教育占17%。

　　因此，要让公众认可并能主动接受职业教育，真正实现“全民理性教育消费”，当务之急是提高职业与技能资格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提高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的地位，使职业教育和技能资格具有与学历教育和学历文凭同等的价值。否则，“全民理性教育消费”大概就只能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