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记者调查，打死我也不会了解到择校费背后的各种公文。我很佩服有关财务大师和学校“财头”的敬业和奉献精神，那些繁文缛节的东西，他们愣是接二连三地记住了。也难怪，他们需要像背诵课文一样“念经”，以反击学生和家长的怀疑。

　　而平时，我不知道他们能否真正记得住。既然“也许”有学校把择校费零花，既然不断有人向本报来电反映问题，那么，这一问题一定存在，而且不一定不严重。那么，所谓的

制度就一定被某些人撬开了口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谁都会说自己干净，但我相信，有人在胡说八道。更高明者，则在那里一边做游戏，一边暗中“淘金”，他们忘了，上厕所不擦屁股，群众是闻得到的。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从官员和有关人士的口气中，可以发现，择校费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既然择校费已成了鼠辈觊觎的美食，并且要命的是“监督普遍不力”，那么它和乱收费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有什么必要为它进行辩护呢？

　　学生家长不是呆子，更不是孙子，他们可以违心地在“自愿赞助费”上签字，他们可以违心地给学校买彩电，他们可以为了子孙的学业和成龙成凤计划暂时牺牲自己的尊严，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到赞助的快感，也没有感受过“择校”的自主，他们只是咬着牙受罪。即使有记者问他们是否自愿，他们也不敢说真话。他们难啊！

　　但是，活受罪，而且不知受到什么时候，民意便透过电话等便于自保的渠道激发出来。当择校费已变节为“回扣、贿赂”或“福利”，当择校费已和乱收费惺惺相惜，它是不是一种“罪”？它该不该被“治罪”？而且，有关部门是不是该考虑为“保卫家长钱袋”制订一条条硬杠杠，展开一次次检查呢？

　　老是让家长受罪，最终受罪的是谁？(本报评论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