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宽

　　有一段时间在厨房里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可爱活泼的年轻黑人，名叫尼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对我就像他是哥哥一样。有一天经理来到厨房，他是一个十分惹人讨厌的人，总是要摆出一副架势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当他看到尼济正在切蔬菜准备做沙拉，就走过来指挥说西红柿应该切成一朵花的形状，黄瓜要切成月亮什么的。

　　当时我们正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弄这些玩意儿。尼济十分礼貌地对他说，这样做不但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我们并不是一家高级餐厅，只是为医院里的职员开饭而已，不用制造这些情调。经理大概是没想到自己的意见会被反驳，居然对尼济说道：“行，你可以不这么做，可以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这儿。”

　　尼济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动手干了起来。我愤怒地看着经理，心想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一家小医院里面某个小部门的一个经理，一辈子所能做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让我和尼济失去饭碗而已。但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按照我以前的性格，我会马上当面把这些话说出来，宁可工作不干了也要出了这口气。可是我和尼济一样什么也没说，沉默着继续干活。这几个月的时间让我没了脾气，没了愤怒，没了做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很多东西，这比没有钱和没有工作更加可怕。

　　我的二十岁生日乱七八糟地过了，在医院里累了一天，下班后又去跟乐队排练了四个小时，到家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斯考特早就睡了，电话上显示有留言，我摁下键，里面传出的是一帮北京朋友嘻嘻哈哈地在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茫然地刷牙洗脸钻上床，五个小时以后另一天就要开始，同样的一天又一天。

　　我不再给任何朋友写信。我无法向他们描述我现在的生活，因为这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中永远不会经历因此也无法想象的。甚至在给家里的信里我也从不提起这些，我开始觉得中国已经没有人在等着我回去了，那里的一切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