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1日电相对说“是”的机会来讲，一个人一生说“不”的机会较少。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说出了“不”字，作为博士论文的同行评议人，他以书面形式对一篇论文摇了头。

　　身为媒体业内德高望重的报人，身为20世纪90年代初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署名“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作者，周瑞金无论是说“是”，还是说“不”，都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不”字出口，是要冒犯人的。周瑞金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5个成员，及其他同行评议人，异口同声的“不”字，使这篇论文的作者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从而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

　　必须要提到，论文的作者，是周瑞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进退维谷兼左右两难

　　向来在业内外有“文才可用，心术尤正”美名的周瑞金在阅评意见开头就言之切切：因为，在当前硕士、博士论文不断掉价的情况下，同行评阅一般总是顺水推舟，与学子为善，以成人之美。何况，这次论文的作者又是我的朋友、同事，论文的导师更是我尊重的老领导。因此，理应高抬贵手，保其过关。但是，作为一位从事党报工作40余年的老报人，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实在不忍心作违心阅评，有损学术良心，这一来，我就处在火炉上烤的两难境地了。

　　博士论文答辩一般要遵循着以下程序进行：答辩人简述论文——答辩委员分别提问——答辩人回答问题——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讨论并投票——当面宣布答辩者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周瑞金的同行阅评意见在第四个程序出台亮相。

　　在硕士、博士论文答辩中，为加强监督，更充分地表达同行对答辩者论文的学术水平看法，通常邀请同行对论文进行评议。同行评议人没有投票权，但可以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是论文答辩委员会非常重要的参考。

　　周瑞金在阅评意见中说，我花了整两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第一个感觉是：担任这篇论文的同行评阅人是一个失误。

　　他就是想回避也不太可能。就这篇博士论文而言，其研究的对象是媒体的改革，挑选同行评阅人，如果要找真正能切中要害地作出评议的内行，就很难避免遇到这个圈子里的专家，更避不开相熟的同事。

　　于是，周瑞金就“只能凭借老党报工作者和新闻学术研究者一颗正直之心，直陈自己的阅评意见”。

　　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及的否决意见。

　　其实周瑞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本想，同行评阅总要帮熟人一把，所以，当社科院要求他出任同行阅评人时，他没有迟疑就欣然接受。但读了论文后，他发现论文的选题，文献的引用，以及在科研能力、写作规范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周瑞金又了解到，这篇论文去年就曾申请参加答辩，但被专家小组要求修改。

　　这时，周瑞金才发现自己的被动和两难。帮同行兼熟人一下吧，学术良心实在难容，就连写出肯定的阅评意见，都觉得不好意思；不帮，直言弊端，本是正常的学术作为，但目前的社会风气下，又有谁人干这般得罪人的傻事？三年苦读不易，一旦论文不过，对朋友又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而且朋友知道周瑞金任同行阅评人，说不定还对故旧充满信心——顺水人情，哪个会胳膊肘向外拐？

　　成美不能成人之美

　　与周瑞金有类似痛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同为博士生导师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老人名叫成美。

　　成美老师也是看了论文后，觉得质量不高，不想成人之美，找了个理由想婉拒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但最终未能推辞。

　　让成美老师不想参加学术答辩的另一大原因，是论文作者的导师，为新闻界中声名斐然的前辈，论文答辩时，作者的导师会一直在场。作者本身当然也在媒体业内有一定地位，而且成美老师也曾应作者之邀去其单位作过讲座。

　　论文答辩那天，老人急急赶到。心里矛盾再加上天气炎热，血压高的成美老师主持答辩时就觉得有些晕眩。

　　同样是当时在场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卜卫描述了博士论文应当达到的标准：它必须有一定的原创内容，有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严格遵照科学法则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是个体经验描述，不能限于常识概述和个人感想。论文的论点要有创新，论据要有理论和事实依据，论证过程要合乎逻辑，写作有相当的规范。

　　成美老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论文漫想式的随意论述太多，严谨的论述不够，作为一篇工作总结是好文章，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差距较大。老人说，看了这么多博士论文，这篇在水平线之下。

　　周瑞金的书面阅评意见中则说，“可以客观地说，如果作为向大学新闻专业学生或报社夜班编辑讲课，作为参加媒体新闻业务交流的总结，可以肯定这是一篇内容充实、富有启迪的好材料、好总结。但是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水平上确实有较大的欠缺。”

　　这是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几位同行阅评人的看法，而且是背对背的看法。在参加论文答辩之前，他们分别写下了对这篇论文的阅后意见，各自将其带到了答辩现场。有点像各人悄悄在手心中写下一个字，再当众同时亮出。

　　成美老师宣读票数：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5票。对着失望的、还想再争取机会的论文作者，老人有些于心不忍，补充一句：“我们非常遗憾。”

　　这个数字是答辩委员会的全体票数，藏在手掌中的答案不谋而合。没有争议，是一边倒的结论。

　　要制度还是要周瑞金

　　周瑞金下决心写下说真话的阅评意见，有他的心路历程。

　　读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周瑞金正在读诺贝尔奖百年的材料。欧美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在做博士论文时，就有了重大的学术创见，依据着博士论文就冲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高峰。

　　两相对照阅读，周瑞金觉得汗颜，如果对不合格的论文把关都做不到，如何对得起国家和社会？自己又有何面目再当博士生导师？

　　他掩卷长叹。

　　当是时也，以提高教学质量、重塑学术形象为目标、被业内美誉为“癸未变法”的改革，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徐徐拉开序幕。这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追求数量规模到注重学术质量的历史性转变的开始，如此的社会背景也是触动周瑞金的重锤之一。

　　人们对官员的腐败一般抱有较强的斗争性，但对学术界的腐败却抱有相对的宽容，这屡屡使周瑞金感到切肤之痛，是对博士论文实行严格学术要求的时候了，是消除学术领域庸俗之气和腐败之风的时候了！

　　周瑞金因此痛下决心，要坚持学术标准！他知道，这样做，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不会得罪国家，不会得罪人民，于是，周瑞金用一个小小的“不”字，敲动了整肃学术道德的黄钟大吕。

　　这已是我们的事后发问。难道说，不能用回避制度来约束这一切，让周瑞金既保有学术廉洁也保持了朋友之情？或者说，我们应依靠制度，而不能仅仅把最后的底线悬在周瑞金这些老师的学术道德上？

　　周瑞金回答说：“道德和制度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强调制度作用的时候，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即使是就回避制度本身而言，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另外，就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博士生一般都在导师研究的领域选择论题，而相关的专家大都很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学术良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道德固然不是万能的，制度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实践。”

　　制度需要人执行，学术良知也任凭人把握。只有制度和学术良知的互动，才可以使学术道德的栖息地牢不可破。正因为人的因素不可剥离，所以身处其中的周瑞金必定苦恼，应了他自己著作中的一句话——宁作痛苦的清醒者，不作无忧的梦中人。

　　周瑞金气血充沛又充满善意的阅评意见在答辩现场被朗读。在场的答辩委员们事后说，真想当面对周老师表达敬意。(“新华视点”记者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