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对于上海滩的媒体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有大动作的年份。从《东方早报》的大手笔，到《青年报》的改版，有500多人投入上海新一轮的媒体创新，上海传媒热的新一轮高潮已拉开序幕。这次创新，搅动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传媒人才市场，一举打破了原先上海传媒人员的从业结构。

　　大量非沪媒体人才涌入上海，带来了传媒业的激烈竞争。

记者们奔波于各地

　　卫先生，某媒体财经记者

　　大家都会对我做记者感兴趣，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动力学院毕业的工程硕士，到现在为止做了两个月的记者，跑汽车产业这条线。而我的同学呢，都在上海的各家汽车企业里做技术工程师。了解我的人都说我做记者很适合，因为我热爱汽车这个产业，选择做记者是希望能从新闻的角度更深入地分析汽车产业。我曾经的采访对象，福特汽车公司中国区副总裁许国祯先生的一句话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我的想法，“没有哪个产业像汽车那样让我热血沸腾。”

　　心怀这份热爱的我，虽然初涉传媒，但我已经可以用很放松的心态与采访对象沟通，更何况我学汽车已足七年，又在上海的摩托车厂、汽车厂工作过两年，我对这个行业熟悉的程度，加上准确的新闻价值判断，使得很多采访对象对我这样的学科背景很感兴趣，因而我自信能够在采访三分钟之后打开局面。但我也遇到过有很难堪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去一家公司，已经坐下与采访对象面对面准备开始采访了，却一再地接到该公司公关部有关人员的阻挠采访的电话。最后我只有收拾东西走人了，当然我还是通过其它途径找到了相关人士写出了那篇文章。

　　这里是一个大舞台，我可以得到很多的机会，可以说，新闻传媒人和汽车业内人士这两种身份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

　　杨先生，某外资传媒公司

　　大学毕业后，我在《青年报》整整做了五年记者。《青年报》这个“场”里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它提供给年轻人的舞台也特别大。大家都很有职业理想，意气风发，都有做出最好新闻的强烈欲望。我跑过不少条线，做的时间最长的是娱乐记者。经常在这个圈子里打交道，我得到了很多好朋友，也获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也得到了自己的领导、同行乃至社会的认可。

　　做记者带有“玩”的性质，因为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可能24小时都在工作，过了一天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因为尤其是做日报的，特别辛苦，特别累，更要命的是，每天都承担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日报每天都会接触新的资讯，不断寻找新闻点，我忙碌之后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问自己：明天该写些什么？就像一个永动机开着就停不下来了。对于日报，国家法定的休息时间只有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这三天时间，没有周末，而且越是在休息日工作就越忙。比如有一年在年三十的晚上，我在电视上看春节晚会到十点钟，就马上开始给事先预约好的评论家、著名演员打电话采访，然后整理采访记录再开始写稿，还要赶在晚上十二点钟之前交稿。还有像在春节期间热闹、欢快的气氛里，很难找到新颖的新闻由头，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己走上街头，观察发现甚至挖空心思写出读者愿意看的内容。

　　《青年报》报社使用的是“麦当劳机制”，即永远使用年轻人。它能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年轻人的激情。同时来去自由，导致了人才频繁流动的恶果。而做记者这行有个不太成文的“规律”：没有人打算做一辈子记者。我想要挣更多的钱，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我在工作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创造机会。

　　后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跳槽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凡人都是不满足的，又总希望锦上添花，好了还要更好。所以我更多时候也会问自己：我的明天在哪里？我该何去何从？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媒体需要有做内容的人才，更需要懂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因为现在进入了媒体的“叫卖时代”，不仅要求有一流的工人做出很好吃、符合读者口味的“汉堡包”，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有好吃的“汉堡包”，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吃，能争取到更多的市场分额。

　　“中国的媒体还不成熟，还显得很浮躁，记者的经验还远未受到重视，有三四年经验和十年经验的记者，在工作业绩上往往看不出太大的差别，在收入上的差别也很小。过了35岁，跑不动了，甚至还不如刚入门的小弟弟、小妹妹。”一位记者说，“当初满怀憧憬和神圣的心情成为记者，没过几年便感到疑惑，然后是绝望，看着周围的同事越来越年轻，自己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归宿，谋生成了工作惟一的目的。”

　　张先生，某媒体科技新闻记者

　　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前后已有两年了，最近总感到有些厌倦和恐慌。心里总盘算着：要是有一天跑不动了怎办？想换个工作，就把这意思对领导说了，结果你猜他怎么说？领导说，现在进报社多不容易，你不知道？你现在能够换个什么样的工作？广告策划？教书？文字秘书？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宣传？哪样比记者好？要跳槽你也应该先努力工作，积累了相当的人事关系后，以后的好工作就多的是了。

　　我只有唯唯诺诺的份。有人说，不就是工作嘛，干嘛想那么多。但是干着一个占有时间80%的工作，却老说郁闷，不想是不可能的。后来仔细寻思，觉得还是不对头：

　　就算我现在天天和人打交道又怎样？不外乎工作方面的关系，无所谓交情，更谈不上帮忙，积累的人事关系真的会有用吗？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我不能脱离一线，那我始终有跑不动挣不够工分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年轻了，除能写稿子外，没其他特长，怎么能再次择业？

　　其三，究竟是现在转行有优势还是继续跑几年新闻后转行有优势？

　　记者实在是个吃青春饭的行当，三十来岁就是老“前辈”了，还颠来颠去地跑，实在是很没劲。但是看问题总要不断去想它好的一面，所以打定主意继续在报社呆几年，等实在跑不动了，就去教书，或者考公务员。其实记者的圈子广朋友多，以后不干了想赚钱也容易。没必要想着在哪个单位退休到老。

　　岳小姐，某休闲杂志社编辑

　　我选择做杂志这行，是因为它最初给我的感觉是工作很悠闲，随意，比较放松，文字比较个人化，稿酬也还不错。因为是月刊，约稿、写稿的过程在时间上也很充足，没有紧张的交稿任务。而且最好的是不需要我每天上班，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比较多。

　　我们做的是一份定位高消费人群的休闲、旅游类杂志，倡导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因为人生即旅行嘛。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以为只要把我负责的版面文章交了就完事了，当我深入了解这行之后才发现，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做一个编辑真不容易，尤其是做一个好的编辑更是难上加难。因为编辑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不但约稿、改稿、校对、送审、选图片、和美编商量版面设计、拿去印刷这一系列工作全包，而且还需要联系读者、举办读者俱乐部各种活动，不断进行网站维护更新，与各地网友交流、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

　　有次金重远教授给我寄来一篇关于裴多菲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很快就刊登出来了。但当时因为“非典”我没有及时跟金教授联系。后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问我文章是否发出。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一点：不管文章是否刊登出来，都需要及时与作者联系以示对他的尊重。

　　有时候送审通不过的话，那就要重新改稿，一切工作从头再来。还有时我会遇上很被动的时刻：当你准备把样稿送去印刷时，这时候作者又打来电话说不满意，要重新改稿时，我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追回文稿，改好之后再给主编送审，最后再拿去印刷。我们的工作状态上可以很悠闲，但在实际中需要你很细心，需要和很多人的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这本厚达一百六十多页的月刊。

　　周小姐，FM103.7经典音乐频率主持

　　我做电台已经十多年了，“紧张和压力”是我至今无法完全克服的。因为做的是直播节目，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一个小时的节目从编辑到主持，基本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所以不免感到我被事情追着，很少有我追着事情跑的时候。像我在办公桌前坐定，打开电脑开始写稿子，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或许是临时通知要开一个重要的会，或许是同时有两个地方要去采访。这时候靠的只是自己统筹，尽量合理地安排时间，这就是我的工作。

　　怎么说呢，做这行也有开心的事，就是自己可以融入节目之中，体会到不少的快乐。但是做直播节目，也曾经出过不少差错。一次是几年前一个早上9点的节目，到了时间我离电台还有一段路，天下着雨又堵车，无奈之下只好打电话给值班人员，在我到达之前先放一点音乐什么的，最后直接赶到直播室，幸好没有出什么大事！另外一次就在这几天，我本来要连着做两个节目，但是做完一个节目后我不知道怎么的忘记了，就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才想起接下来的节目也是我的！等我赶到直播室，已经晚了十几秒。上面规定超过10秒就算是事故要上报，可见做这一行身上肩负的责任之重大。

　　最近常常感到自己身上的“电”快被放光了，因为我们做传媒的没有明显的上下班概念，事情做完了就下班，没有做完再晚也不能结束。所以只有从新的事件中总结前一个事件的经验和教训，而不可能停下来慢慢想，我感到自己缺少思考的空间。

　　其实外人看做我们这一行的很风光，但是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了。

　　刘小姐，某出版社编辑

　　图书出版在外人看来都很不错，不过其实很枯燥的。除非你很有出版天赋，而且运气很好，否则短时期内很难见天日。毕竟各个出版社都是高手云集啊，学历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时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是脑袋会转。

　　我的总体感觉是获得与付出不成正比。原因有四：首先是待遇方面，一周五天坐班制，八小时工作，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就那么多，不可能一夜暴富，比预期的少很多。看着别人潇洒地买车买房，而自己却是小心攒钱，辛苦供房。

　　其次，工作中管理制度比较严格，压力较大。因为每天上下班，包括中午都要打卡，而且经常还要加班。

　　再次，出版社编辑的工作是“工作生活化、生活工作化的”。当加工编辑的还好，就是眼睛累一点，当策划编辑的生活中随时脑子里都要有“选题”这跟弦。不管你在干什么，你的作者和要找你写书的人，以及形形色色跟你已经策划了的选题有关的人，会随时打电话给你！这就是他们的权利，而你没有权利烦！

　　最后是这种工作状态是静态的，虽然它很稳定，但与外界联系太少，与社会脱节很多，更加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出版社里待了几年之后，人也变得很有惰性，以后再想从事别的行业很难再适应过来，今后在社会地位上和职业发展上的可提升空间也会小很多！

　　关先生，某周刊记者

　　本人是一个没有什么目标的家伙，中文系毕业以来一直干记者，周刊的记者没有分线，每天抓到什么算什么，不像跑财经，地产或政府的记者，跑了几年都有所得了。报社是小而烂的生活类周刊，写的东西不牵国计也不碍民生，成天就是哪个酒吧有情调，哪种培训流行，还时时讨不了领导的欢心。

　　从一开始的我尚有冲劲，到现在已经觉得完全是在浪费生活，浪费时间了，要不是冲着每月的工资和较稳定舒适的工作环境，真想跳槽，但是现在饭碗大过天，又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了，不干这个，干什么好呢？做秘书？不会拍马，看脸色，还有点小小的文人个性。对哪一行都不熟悉，也没有自己特别有兴趣的职业。当老师似乎可以选择，不过也不知从何下手，而且不确定自己真的适合。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每天郁闷地码字骗些钱，又觉得对不起自己。提起劲多码些字骗钱是许多身边同事的选择，我又不屑。为了赚钱而赚钱不是我的追求。

　　朋友说，要么适应环境，要么改变环境，要么就被淘汰，我觉得自己整个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主。可惜人生不会就此结束。被淘汰之后呢？换了行业之后呢？也许是走进下一个怪圈。

　　哪一个行业都会有不满的情绪，传媒业也不例外。但对于身在传媒业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深深热爱着自己选择的职业。就业于传媒业，总是能吸引对未来充满着渴望的年轻人的目光。传媒业的辛苦，城外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一个城里的朋友对我说，做记者要知足常乐。采访遭拒绝，不要紧，写上“不知什么原因，某某拒绝采访”就行了；周末加班，没事，不就当减肥吗？待遇不好，看看周围的人，比你收入低的人可比那些比你收入高的人多多了……

　　Janey某大学新闻学专业大四学生

　　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一份兼职，在某汽车周刊写稿。说实话，我学的新闻学的内容和要做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八竿子也打不着”！但当时有机会让我来做，我想，管它呢，先试试看再说。

　　当需要我真正开始和采访对象接触的时候，我才知道，现实与想象的差距有多大。首先每当我一接到选题，就要立刻联系相关的受访者。和那些大忙人打交道，已经是常人，至少是学生很难想象的事，但既然任务在身，我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反复地拨打对方的电话来安排采访。有时被采访者态度很好，但是他们的确没有时间，唉，我也就无话可说，只能另想办法了。

　　记得去年冬天，我受命采访一位电动汽车的工程设计专家，我约了他N次，他也很配合，可是他因为公事一直在国外，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国的当天，他答应接受我的专访，可是时间定在早上8点！

　　自从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从事传媒行业有了新的看法，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记者，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多跑，多说，多写。最要不得的就是怕困难，怕麻烦而在那里空想“哎呀，如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办呀？”惟有行动才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

　　黄先生 上海某报纸记者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进入媒体是“一帆风顺”的。我从小就经常和媒体打交道：从中学起我就是上海市学生记者团的成员，是《青年报》的小记者，还是电视台《青春太阳》的节目主持人。有了这些经历，从一开始我就目标明确：将来，要“进军媒体”。

　　我走上媒体这条道路，除了我自己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在我高中时，老师就非常支持我在《青年报》里实践，她甚至还全身心教育培养我写稿和观察的能力，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都让我毕生难忘。当我到了报社后，我的部主任对我也非常好，给了我很多能发挥才能的机会。有了这些机会和考验，我才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走到今天。

　　如果说目前媒体行业有浮躁的风气，那可能从宏观上来说，的确有流俗的地方，毕竟竞争激烈，而且不能避免有些媒体依靠商业卖点来生存。但是，作为个人而言，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偷懒的。比如我每次受命前，都要查资料，做相关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临阵磨枪，越磨越慌”。而且，如果要做出有层次的东西，就必须下苦功。此外要保持头脑清醒，还要注重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许人本身的天赋是不可少的，但后天的培养以及抓住机会是更不容忽视的。运气好也好，抓住机遇也好，只有时刻准备着才是最重要的。

　　毕先生 上海综合音乐频率主任编辑

　　我做媒体已经很多年了，要说起自身的经历也有一大箩筐。由于我工作的性质，我能接触到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就是因为这些一般人很少有机会了解的人，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许多人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他可以称得上是我国20世纪交响乐作曲家的代表，《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他作的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名人，却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谦虚，什么叫低调。

　　当时我采访好朱先生以后，我们在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其中有一道菜是“松鼠鲈鱼”。一般人们把最好吃的鱼身品尝完之后就没事了，但朱先生却很自然地对我说，“来，这条鱼的鱼头大，你吃，我来吃鱼尾。”还把另一道素菜的汤汁和米饭一起搅拌，然后十分坦然和从容地把饭吃完。我在惊讶之余从此对朱先生越发敬意有加。

　　后来，在某年的冬天，我又偶遇朱践耳先生。让我惊讶的是大冬天的，他穿着老式的藏青色的中山装，还戴着一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棉纱劳动手套！按照他的收入，他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买不起高级的羊绒手套的，然而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怡然自得，过着简朴的生活。可是朱先生每当遇到外事活动，如到国外交流时就会穿上笔挺的礼服，梳起考究的发型，非常有气派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时我才知道，并不是朱先生“寒酸”，而是他真的把物质的东西看的很淡，尤其是一遇到涉及国家和个人尊严的事他却一点也不马虎。

　　像我，作为媒体人，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但是像朱先生这样在音乐上成就卓著，生活上却十分低调的人却并不多。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那种什么“腕儿”的架子，相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谦虚和内敛。他的交响乐充满着大气和哲思，他的为人更是坦然，对我而言，也是一种人生的积极影响啊！做媒体，有时面对的就是物欲横流的世界，然而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却让我时刻记得要保持人最淳朴最自然的本色。这也是我从事媒体行业多年来最大的感受啊！

　　苏明上海某电视台专题片编导

　　从学校到媒体，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不能再“随心所欲”了，首先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虽然我们不像普通的“白领”那样朝九晚五，但是忙起来一样没天没地的。呵呵，不过，做电视，最重要的就是不重复自己，所以我们每次都寻求不断加入新的元素，这也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相对更多的新鲜感和挑战性。还有，目前从事媒体业人员在一般人心目中社会地位还是相对较高的，此外作出了好节目的话，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如果要从事媒体，有时技术啊等问题都是暂时的，最根本的还是观念和角度以及对事物的理解程度。只有一开始就注重积累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体会，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心应手。但是，工作毕竟只是工作，不要完全牵涉自身的心态和情绪，否则就会渐渐地丧失乐趣，做得很累的同时还会失去自我，这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忠告吧！

　　沈先生，FM103.7综合音乐频率监制

　　我从音乐学院毕业，进电台工作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一开始是做编导，后来转为监制。我负责的FM103.7主要是经典音乐节目，包括古典音乐和一些国语的经典老歌。

　　我们一天的节目中，大约4小时播放古典音乐，其他时间播放一些流行老歌的经典曲目等。做到现在观众的反应还是很不错的，有一批热心的爱好者一直支持我们，也常常给我们的节目提出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有一次主持人因为口误说错了音乐的名称，立即就有听众打电话过来纠正。

　　现在很多做传媒的年轻人有点浮躁，总希望可以100%的受到受众的欢迎。其实这是不太合适的心态，任何媒体的接受率都不可能达到100%，经营者的心态要一定摆正。我们所要争取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共鸣，以及引导那些本来即可能对此产生兴趣的人。如果能够让古典音乐在一个层面上慢慢普及起来，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文/胡莹 周敏 琚斯佳 摄影/江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