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槐说：我要通过考博士重新寻找岗位

　　教授为何看大门

　　用人不当还是竞争无力 改革阵痛还是浪费人才

　　8年前，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的正教授刘志明和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副研究员王英华，因科学院内部人事改革被安排到门卫和收发室工作。同样遭遇，2002年，拥有中级职称的河北省科学院能源所的张承槐因在竞争上岗的改革中未能进入科研岗位，被暂时安排在收发室工作。2003年9月21日，三人的经历被国内某媒体报道而见于各报端引发争论。

　　三位拥有高学历的科研人员为何被安排到与之专业相隔甚远的门卫和收发岗位？他们又如何能长期安于这个岗位而不另谋出路？河北省科学院难道真的因为人才多得出现过剩？科研人员在人事制度不断改革进步的今天是否还能永守那份“铁饭碗”？本报记者赶赴石家庄进行采访。

　　经商热中纷纷下海 教授被聘为总经理

　　“刘志明和王英华的确在科学院门卫和收发室分别工作了8个月和两年，但这是因为他们个人原因造成的，作为科学院不会荒唐到把正在科研岗位上的人才下放到传达室里。”现任河北省科学院院长刘才对记者说。

　　刘志明，男，今年65岁，已退休。精通俄语、波兰语，正教授级外语译审技术职称。

　　王英华，女，57岁，长期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副研究员职称。

　　曾担任过河北省科学院党委书记的罗民权说：“刘志明在评副高和正高级职称时是院里极力推荐的，担任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也是院里同意的，这也说明院里对他在翻译工作岗位上的工作是认可的，如果不是他后来在下海经商中脱离了他的本专业，我想，院里绝不会给他暂时安排门卫工作。”

　　罗民权告诉记者，从1988年开始，科学院放开人才，流动自主，科学院的部分职工纷纷下海经商办企业。1993年到1994年，刘志明先后担任了一家合资公司和一家外资公司的总经理，而王英华于1994年到院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工作。

　　上岸之后原岗被占 特设门岗待遇不变

　　到了1996年，刘志明所在的两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相继倒闭，王英华也因经营不成功和身体原因离开了公司。老院长罗民权和现任省科学院人事处处长赵国有都认为两人专业能力很强，但不是经营人才。

　　赵国有说：“他们两人离开公司后就向院里提出要求回原岗位工作，但科学院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人事制度改革，院机关科室定编定岗，二人原来的岗位早已有专业人士补上，他们的专业和研究所的岗位又不对口，所以没有合适的岗位安置。根据院里规定，没有岗位三个月后就要逐月减发工资。院里考虑二人是老同志，应予照顾，在征得两人同意后，分别安排他们在门卫和收发室工作，继续享受教授和副研究员级别的工资待遇。说实话，这两个岗位可有可无，是为让他们能拿到全额工资而设立的。”

　　刘志明在看了8个月大门后，被安排到了图书馆继续从事翻译工作。谈及原因，时任院长的吴惕华说：“老刘毕竟是外语人才，我不想让他埋没专业，所以我一直在为他争取岗位，刚好那时图书馆有人退休，岗位空出一个，在我的过问下，让他重新上岗。”

　　记者联系刘志明本人，他的儿子刘先生明确向记者表示，父亲现在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情了。至于媒体的报道，那不是父亲的本意，有些话并不真实。

　　竞争打破“铁饭碗” 落聘因为竞聘无力

　　刘志明和王英华现在都已退休，他们曾经的看大门和发报纸经历也逐渐被人淡忘。但张承槐为何仍在而且甘于发报纸？

　　32岁的张承槐199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省科学院能源所工作，中级职称，在职研究生，曾到河北易县、沧州挂职副镇长和村支部书记。

　　记者采访能源所所长刘振法时了解到，2002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能分配到省科学院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拿的是国家财政工资，吃的是“皇粮”。然而到了2002年底，河北省科学院根据省政府文件精神开始进行新的人事改革，缩减事业编制，缩减后的事业编制中还要分出一线科研人员和二线后勤人员。而在能源所一线、二线岗位上岗竞争中，曾是科研人员的张承槐却选择竞聘二线的办事员，这是为什么？

　　所长刘振法说，张承槐的专业和能源所的三个研究课题不对口，无法竞聘。记者了解到，课题组组长掌握课题经费并招聘组内人员，组员的工资要靠课题经费和办企业搞创收来维持。刘振法说，当时竞聘办事员的有3人，所里采取职工投票方式定人，结果张承槐在第一轮就因票数过低而被淘汰。所里不想让他失业，就给课题组组长做工作，希望能够收留他，但组长们都不同意，因为多一个人就要多支出一笔钱。现任科学院院长刘才说：“组长招聘人员，院领导也无权干涉，因为这是打破‘铁饭碗’的开端。”

　　张承槐告诉记者：我学的是物理基础学科，和课题虽能沾上边，但不够专业，组长们不愿要我，我和组长们也不熟，所以我也不去竞聘。

　　无奈，能源所决定在办公室再设立一个不在编制的岗位留给张承槐，办公室的事情本来不多，也只好让他发报纸，每月工资750元。

　　人才错位自身有责 准备考博重寻岗位

　　记者见到张承槐时，他正在能源所给他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复习功课，他告诉记者，准备考博士，重新寻找岗位。

　　记者了解到，张承槐分配到科学院后，曾经跟着一位研究员在一个私营企业搞过热能烘干项目，后来该项目随着研究员的退休而终止，张也到基层开始挂职锻炼。张承槐说，其实回来后，我也能到那个企业继续搞原项目，但我觉得那是个私企，经营也不是太好，所以不想去。记者问，那你对发报纸的工作满意？张说，还行吧，但还是在科研岗位上好。记者问，既然这样，为何不去私企当个工程师发挥自己的专长？张说，发报纸很清闲，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考博士，工资虽然比以前少，但有保障。去了企业，他们也不会让我有时间去看书，工资也难以保障。

　　河北省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波告诉记者，今年初，省人事厅给科学院分配了一个文秘人员编制名额，因其属于财政工资，所以竞争也很厉害。能源所极力推荐张承槐应聘，但他在电脑打字、应辩作答、文字叙述方面相继败阵，最终失去了这个岗位。对此，张承槐说，我是学理科的，平常不接触文秘工作，所以肯定竞争不过别人。

　　记者问张，除了能源所，其他研究所有适合你的课题吗？张回答，激光所的课题适合，但岗位也满了，我也竞争不过他们。记者追问，是能力不行还是其他方面不行。张说，都有吧。

　　下岗虽是个人阵痛 对于改革应属正常

　　对于刘志明、王英华、张承槐三人的经历，现任河北省科学院党委书记刘树煌表示，人才不能从事原有专业的工作，对于个人来说是“阵痛”，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应该是“正常”。人才不再是以前的单纯依据文凭、技术职称的高低来认定的，而是靠着其个人是否具备能力适应岗位。人事制度改革后，科学院不再是以前的那种限制人才自由选择的制度，而是鼓励人才流动，有能力的人才完全可以走出去，到其他单位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样，科学院也能根据需要引进有用的人才。打破这种传统的用人机制，科研单位才能将科研经费用到实处，而不是为了让所谓的人才有“饭碗”，设立那种不实际的“收容岗位”。

　　对此，张承槐曾对记者说：“人才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并没有界限，在这个单位里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能说，你就没用，没有能力，也许你的岗位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考博士就是我现在要重新寻找岗位的过程。”(文并摄/本报记者武三蒙)

　　“教授看大门”的是是非非

　　与前段时间“北大才子卖猪肉”的新闻一样，河北省科学院“教授看大门”的新闻也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基本弄清了“教授看大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为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讨论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依据。

　　从记者的报道看，事件的三位主角——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的教授刘志明、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副研究员王英华、拥有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张承槐，分别被安排在门卫室和收发室工作，应该不是被单位冷落、故意误用甚至打击排挤的结果。按照河北省科学院省人事处负责人的说法，刘志明和王英华都曾经主动选择下海经商，但不幸经商失败，两人提出要求，希望能回原岗位工作，但院里已经没有合适的岗位，在征得两人同意后，安排他们“看大门”，继续享受教授和副研究员级别的工资待遇，“这两个岗位可有可无，是为让他们能拿到全额工资而设立的”。应该说，刘、王两人当初离开科研岗位下海经商的时候，实际上就面临着今后不能回科学院继续从事与教授和副研究员职称相匹配的科研工作的风险；而且从当前科研院所人事改革的趋势来看，即使某个研究人员一直从事本职工作，在激烈的岗位竞争中，他大约也不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能顺利胜出，比刘、王两人年轻许多的研究人员张承槐因竞聘无力而落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希望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因为“能上能下”反映了一种良性的人才竞争状态，同样，我们也应该建立一种科研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事管理机制。

　　但是也要看到，鉴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中国远未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在不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一定程度上已经将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分子推向市场的时候，政府和社会必须高度关注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市场选择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撇开河北省科学院的“教授看大门”事件不议，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有些单位内部体现为复杂人事关系的岗位竞争当中，还是在高度社会化的人才市场竞争当中，某些把主要精力用于爬格子、做学问、带学生、搞研究的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具有多强的竞争力。竞争的程序也许是公平的，但竞争的结果却不一定是最优的，这些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如果在失败之后一蹶不振销声匿迹，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失。

　　诚然，教授是一种职业，看大门也是一种职业，两者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如果一个人原本可以干好教授的活，环境却使得他只能以看大门为业，那么他即便把大门看得再好，恐怕也不能说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有人比喻得好：马克思原本不乏经商的才能，但他如果选择经商，世界上也许会多一个成功的商人，全人类却少了一个大思想家。国家不能“包养”所有的人才，但对于那些在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却又不能简单适用市场选择逻辑的特殊人才，国家就应该舍得花钱把他们“养”起来。如果这样的特殊人才也被安排去看大门，或被迫在街头卖猪肉为生，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悲剧。(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