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离校前通常要“清仓甩卖”，这也是学生“淘”教材的好机会。(上海交通大学应豪摄)

　　新学年的选课终于尘埃落定，大学生开始按部就班地上课。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来上课的学生都有教材，一些学生提起教材就满腹烦恼。某高校一位文科新生说：“开学2周，我跑了近10个地方也没把上课的书备齐，真不明白为什么教材科买不到所有的书？

”

　　大学里的教材科，一直以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教材供应部门，也因此被很多人看作是垄断的实体。今年年初，在一全国知名的媒体上，大学教材科也被斥为“一手遮天”，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在一些高校，教材科早已不是教务处的机构，而是并入了学生联合服务体，成了一个服务部门。按照现行教材运作机制，教材科没有权力决定订哪种教材。在教务处制定好教学计划后，先由任课教师确定教材，然后才由教材科汇总订单到出版社订书，也就是说教材的选择权在各院系的老师手里。在这种听命于人的状态下，教材科的工作更为被动。一位负责教材征订的老师说：“有个院系以前每年都会用北京大学的教材，但是今年没有向我们下订单，所以我们就没有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订书。开学后有许多学生来询问这本教材，但我们也爱莫能助。”

　　另外一个让教材科处于尴尬境地的问题是，某些教材的版本更新速度较快，而出版社未能在开学前及时出版，造成教材科无书供应。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必修课的书一般变化不大，所以新生入学就能拿到书。但是像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类书更新就很快，教材科的老师感慨地说：“去年思想道德修养教程就有了新版本，但新书在开学后一个月才到，我们没办法及时把书提供给学生，自然也就取消了这门课统一发放教材的计划。”

　　复旦大学某校内刊物曾做过一个调查，在02和03级的学生获取教材的途径中，只有36.90%是通过教材科，大部分的教材是从书店或者学长那里买来的，更有甚者不买教材就去上课。

　　据了解，学生到教材科去买的书基本就是英语、体育、思想政治一类的课程，而专业课、选修课他们宁愿去外面的书店买。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小黄说：“自己去书店买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打折，教材科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都是穷学生，自然希望能买到便宜一点的。”这种“打折”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购书行为，而现在的书确实越来越贵。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营销管理》全价88元，相当于一个学生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如果学生到外面的书店买，一般还能打个8折，他们当然选择能省则省。

　　“其实我们也担心打折的书是盗版，所以一般比较重要的专业书都是到信得过的书店去买，像经世书局的书从来不打折，但我也去买。”小黄说，他还喜欢去师兄师姐那里买用过的旧书，很便宜，也不用担心是盗版的，有时候也喜欢逛逛BBS上的旧书市场，说不定就可以淘到又便宜又好的书。

　　在小黄的同学中，还有一些人上课根本就没有课本。问及这个问题，小黄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说：“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用教材的，考试也不考教材，干吗要花钱去买？再说很多课的考试形式都是写论文，写文章又不是光看一本书就行的，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同学那里也有，借来看看就行了。我有两个同学就是借我的《思想道德修养》书看的。”

　　在图书分类中，大学教科书因为不归在教材之中，所以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而不像中小学教材必须由新华书店发行。正因如此，大学教材科不再是唯一的教材获取地，现在大学生购买教材的途径比较多。但无论是教材科还是学生，都对如何保证学生用上教材有很多忧虑，教材科认为自己没有自主权；而学生不明白教材科为什么买不到书，外面的打折书又担心盗版，那么有没有一个两全的机制呢？

　　作为服务大学生的一个实体，教材科在自负盈亏的状况下，是不是也应该从过去的“等订单”状态下走出来呢？毕竟教材科相对于外面的书店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教材科和各院系联系紧密，有着天然的一体关系，这是外面的书店所没有的。据悉，目前大学教材发行也在酝酿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大学教材的直销，也就是出版社雇用销售人员直接和大学老师联系发行教材。如果是这样的话，教材科的地位就将受到极大的威胁。但反过来，如果教材科能主动地和各院系任课老师取得联系，及早确定书目，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学生到教材科买不到教材的现象，更不会出现消费者流失的现象。

　　第二，教材科在教材质量和进货时间上都比外面的书店有优势。学生一般很信赖教材科，没有教材首先想到的是去教材科买，这是毋庸置疑的。高校教材科的书籍质量比较有保证，某高校教材科的老师自信地说：“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出现盗版教材，这是教育部的硬要求。”另外，按照规定，出版社必须先保证各高校教材科的预订数量，然后才会考虑各书店的预订，这意味着教材科至少可比校外书店早半个月拿到书。时间就是效率，这在高校图书发行上恐怕也是一个金律。

　　借助以上的优势，大学教材科完全可以不等不靠，主动出击。这样既可以达到自负盈亏的要求，又能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让莘莘学子不再为一本教材而“众里寻书千百度”。(文/蔡慧 复旦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