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今年9月10日，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有关机构公布的数字触目惊心：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而自杀更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

　　具有自身特殊性的青少年自杀令人扼腕，而近期接连发生的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更是让社会为之震惊和困惑。

　　除了我们这个专题关注的少年集体自杀个案，仅仅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在重庆，在兰州，在遵义，在延安，在香港和台湾宜兰，三五个少年结伴赴死的惊悚新闻时有发生。这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困惑。在自杀率居高不下的日本，今年前三个月的网络集体自杀就多达12起；今年10月，美国9名中学生集体自杀的约定让公众愕然……

　　青春期对友情有着特殊的依赖，青春期对尊重有着特殊的需求，青春期的生命也有着特殊的脆弱。

　　每一个少年集体自杀事件都显得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多数噩梦来得毫无征兆，更难为成人世界所理解。但如果我们仅仅以“幼稚”来加以评价，不仅是在逃避对其内在规律的认知，也无法真正把危机消弭于萌芽。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社会的理解和关爱的加深，预防工作将得到深入有效开展；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随着青少年自身生命意识的增强，青春花季里将有更多的坚强来支撑。(本报见习记者徐楠 本报记者黄端 本版图片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四少女的灰暗午后

球场到看台，就是男女生之间的距离	一周后，少女们重新找回乐趣	小菁的母亲难以理解孩子们的行动

　　14岁生日前的喜悦像烈日下的水雾，一下子就发散没了。她知道：不管是谁，在班里和男生说说话，就会有人说是“谈恋爱”，而她，“特别害怕这些传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特别特别害怕”。

　　星期五下午放学后，小菁赶八公里的山路从双头镇回到家。11月1日是她14周岁的生日，她又带回了同学提前送的礼物。不过，在离世的念头涌上来的时候，即将到来的生日没能让她产生丝毫犹豫。

　　巫家有三个女儿，大姐初中毕业读了梅州卫校，二姐小萌和她、还有弟弟分别在双头中学的三个年级。

　　10月26日是星期天。吃过午饭，她像往常一样找母亲拿一周的伙食费。妈妈从30公里外的娘家走亲戚回来，还带着醉意，见了她，原本平静的脸色立时严峻起来。

　　“送你到学校是要你好好读书的！”

　　“怎么就传出这样的话？！丢不丢人！”

　　“你这孩子，这么大了总是任性，没主见！”小菁只是静静地坐着，用脚底板一下一下搓自己的裤管。

　　她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听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传出去的，愤恨又一次将她淹没，14岁生日前的喜悦像烈日下的水雾，一下子就发散没了。她知道：不管是谁，在班里和男生说说话，就会有人说是“谈恋爱”，而她，“特别害怕这些传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特别特别害怕”。

　　到了星期一，人们再议论起小菁时，甚至有人说她是因为怀孕而想不开的。

　　小菁出生的这个村子叫黄塔。

　　用客家人的话来说，这个村子很“山”。从小菁的房间窗户看出去，目力所及最远的地方，是无名的山。

　　双头中学隶属五华县教育局，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升学率排在梅州地区第十位。这里每年约有600个毕业生，其中大约100个能考入高中，另外很少的几个去读中专，大部分从此告别学校，以前是回到自家的土地，最大的可能是出外打工。

　　学校里，男生和女生很少说话。如果男生打羽毛球时女生要求加入，他们会以“女孩子力量太弱”为由拒绝。时间长了，一天比一天泾渭分明。这里的男女生经常书信交谈，写好一封就送到对方的教室。他们不能从纸面上走出来，因为“到处有人说闲话”。

　　放学后，她们有时候会看看男孩子踢足球。

　　初三年级中流传着这样的问题：“将来你读高中，我出去打工了，还认我这个同学吗？”女生如果成绩落后升学无望，就等着毕业后回乡嫁人了。小菁的姐姐小萌说：“她们总是在说一些大人的事情，总是些不好的事情。”

　　在女生中间，“口袋书”悄悄地流传着。小开本、光溜溜的封面、鲜艳俊俏的男女主人公形象插图——没人知道是谁第一个带来学校，所有人都说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看。琼瑶已经是老旧的名字，如今的言情更加轻浅、更加口语化。她们自己说：如果有一本放在那里不看的话，心里就是痒痒。

　　10月26日下午，巫远光正在忙于打牌，他顾不上给女儿小菁拿伙食费，他不知道妻子身体不适，不知道在家照顾母亲的小菁被教训了，也不知道女儿在挨训之后比平常多打了几通电话。

　　小菁每周要交到学校食堂6.9元的伙食费，另外要自带一袋米，食堂只负责替学生焖熟，菜是用水煮熟再大锅勾芡的。她每周从家拿走10元钱，伙食费之外的部分就是零花。26日这一天，她自己从杂货店钱箱里取了10元钱，和弟弟并排走过村里最热闹的路口，走过拉煤的货车过磅的地方。那时是下午3时40分左右。几只火鸭子在她背后扑扇翅膀，她没想到回头多看一眼——此刻她只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学校，向三个好朋友倾诉心情，这似乎是惟一的办法。

　　正是稻收时节。大清早还是满满的金黄，不几小时就换上了草茬的暗黄色。这是今年的第二茬稻谷，收割后打下的谷草被扎成捆，插放在镇子里里外外的空地上，大红的手机广告条幅就横在草捆子上头。

　　双头中学坐落在镇子边的坡地上，五华河静静从坡下流过，黄昏时分，一缕一缕烧荒草的烟就从山前冒起来了。

　　天黑了。小菁从教室回到宿舍，门上的小纸条是她亲手写的，上面有屋子里住的17个女孩的姓名，右下角还格外工整地写着：“房长：巫小菁”。她又和陈萍、乐娣、阿惠她们躺在一起了，四个人头挨着头聊天。在电话里她们已经商量过对付烦恼的办法了。她们睡在木架子扎的双层大通铺上，床柱有碗口粗，木柱子没经过刨漆，不过已经被摸得乌油发亮，完全成了黑色。两扇窗户的玻璃都破了，作为纱窗的铁丝网朝外支棱着，晚上9时30分是学校规定的晚息时间，但她们有时会聊到午夜0时以后。

　　聊什么呢？“我会跟她们说很多心事。”她是副班长，但是不喜欢当班干部，她说“男生不好管，女生也不好管”，很多男生就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就爱传谈恋爱这样的事情”，“大部分男生都是这样”，“不想理他们”，甚至“讨厌男生”。她喜欢的明星是任贤齐。她不太看课外书，和乐娣一样，最喜欢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

　　小菁把妈妈的话一古脑儿转述出来，三个伙伴没有办法。类似的烦恼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对那些专好议论他人者的厌恶，更是山风吹不散的，她们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概括了生活的烦恼：“活着，没什么意思。”这句话在这群学生中间一度甚至颇为流行，并惊动了老师。被叫去谈话的学生解释说，“就是开玩笑的”；谈话归来的学生说，“还不就是那些大道理”。

　　毕竟，课本、女伴，以及是否将陷入打工状态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其中任何一样的闪失，都能对她们构成重创。

　　之前的一周，她们曾经去学校后面的山头上讨论过自杀的问题，也曾打算从那里跳下去，后来担心摔不死方才作罢。同学中还有人曾经传言要去三亚自杀，这些影影绰绰的事情使得“自杀”、“死”这些字眼，在她们口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铁丝网卷起来——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山。没人知道山名怎么写，那座山只在客家话里才有名字。

　　10月26日那天，小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尽管一句传言对于她来说是那么严重，但有这三个好朋友的陪伴，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糟。

　　“陈萍，有没有想过如果死了的话，就再也见不到父母、见不到老师了？”

　　陈萍的回答是摇头。

　　乐娣的也是。

　　她们慢慢地在路上走着，这个中午格外轻松，她们在等着，等着让背地议论的人好看，等着让谣言在死亡面前无地自容，等着那些山风无法吹散的烦恼被死亡终结，小菁把死亡当作武器，她自己说不清里面有多少逃遁的成分。

　　10月27日。

　　清晨的空气里，还弥漫着前一晚烧荒草的气味。早上，校长钟国威敲响那口已经完全锈成橙黄色的老钟，1800多名学生和93位在职教师列队举行了升旗仪式。这是第九周的周一，期中考试定在第十周举行。

　　1999年从湛江师范毕业的卓铎廉，这学期接手了小菁所在的班级。他的住处和学生宿舍很近，每次开着门做饭的时候，经过的学生都要问一声：“卓老师，要不要帮忙？”

　　升旗之后是照例的晨会时间，卓铎廉打算跟学生们讲一下迎接考试的作息安排问题。小菁上一周曾经找过他，反映说宿舍里有些同学早上4时就起床念书，影响其他人。卓老师打了腹稿，讲话时还引用“剜肉补疮”的例子来说明保障充足睡眠的重要。他没有注意什么异常。

　　双头中学对班主任的要求是做到“八到位”，校长钟国威的概括就是：“每时每刻都跟学生在一起”。卓铎廉很理解这样要求的用意，晨会后他顺便收起上个星期五发下的物理练习卷，粗略翻翻，还是小菁做得好。

　　这天早上，小菁没有交伙食费。她听到又有人在嘀嘀咕咕地说她，她知道她们会把话传成什么样子，她懒得知道是谁。她决定中午不再吃饭。

　　她决定自杀。

　　她的同桌就是乐娣，达成共识只是一句话的功夫，因为有前晚卧谈中酿出来的心情。

　　巫微美是初二年级的地理老师，她的表妹阿惠是四个要好女孩中的一个。中午，巫微美带感冒的表妹去看病。12时30分她们走在回学校的土坡上，看到小菁、陈萍、乐娣三个人结伴向下走去，就像在黄塔村里她们一起去小菁家看电视一样。

　　后来她知道：三个人走到了镇上的农药铺，各出5角钱，买了6两重的呋喃丹。当地人说：这东西泡的水浇了地，种出来的菜都能药死人。巫微美后来在医院里逢人就抱怨：“这些卖药的看见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能连问也不问一声就给她们称呢？！”

　　两个伙伴在一边称药，陈萍到边上的小店买了一小瓶矿泉水。一张一元的纸币从出校门起就在她手里牢牢攥着。

　　返回的路上她们慢慢地走着，这个中午格外轻松，她们在等着，等着让背地议论的人好看，等着让谣言在死亡面前无地自容，等着那些山风无法吹散的烦恼被死亡终结，小菁把死亡当作武器，她自己说不清里面有多少逃遁的成分。一直等到上课铃响，等到宿舍里只剩下四个人。

　　下午2时。

　　下午2时05分，周围完全静下来了，乐娣第一个扬起脖子。

　　陈萍喝得最多。

　　眩晕很快袭上来，眼前开始模糊了。浑身上下都说不出地难受。乐娣第一口喝得不是太多，此刻看到她们三个痛苦的样子，她手里拿着没喝完的农药，不知所措。些微的眩晕把恐怖裹挟上来。陈萍哭了起来，小菁脑中已经一片空白。

　　阿惠挣扎着叫：“乐娣，快去叫老师救我们！”

　　2时15分，乐娣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我们喝药了……”

　　全校的老师都出动了。

　　报信之后的乐娣，又回到宿舍，靠在自己的床上。

　　班主任卓铎廉听到的消息是：“喝药了！不知喝的什么！”等他赶到的时候，恐惧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四个女生的眼睛里：“老师，救我们，我们喝了呋喃丹……”

　　卓铎廉的头一下子大了。他是在农村长大的，知道毒性。

　　镇上的卫生院只有一台洗胃机。“老师，陈萍喝得最多，先救她！”阿惠感觉到沉重的压迫感像乌云一样涌上来，然而仍能猛醒一下，喊出来。

　　“先救陈萍！先救陈萍！”灌盐水、催吐、洗胃，巫微美跟着忙前忙后，想到中午看见三个女孩出门的情景，她像做梦一样。先是陈萍，然后阿惠，巫微美把女孩子们抱在怀里，一口口地给她们灌盐水。

　　乐娣迟迟没有呕吐反应，大哭起来：“我为什么不吐呀？！”

　　当天下午没课的老师全部赶到，卫生院里满是人，不少老师在门外发动摩托车，孩子的哭声很响，打电话通报家长的老师不得不走到门口。

　　小菁的父亲巫远光驾着自家的摩托赶到，而阿惠家没有摩托，她父亲巫锦云是搭借同村人的车赶来的。陈萍的父亲陈鑫标最初以为女儿阑尾炎发作，听说是喝了农药，急得当场流下眼泪。

　　在临镇开会的县委书记闻讯赶来，事情一夜间传遍全县。

　　八个老师，四部摩托，60公里的路程。孩子躺在老师怀里，赶往县医院。

　　“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意义，我死了，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儿子。”

　　阿惠是作为陪同自杀的角色出现的，却是四个人中惟一留下遗书的。

　　10月26日早上，阿惠6时就起床了。她对妈妈说：“今天你别去割稻子了，我去。”这是事后大人们能回忆起来的、惟一异样的表现。上一周里，女孩们说过自杀的事情，但从其后的行动上看，只有阿惠确实放在心上。

　　她在遗书中说，自己六年级就动过轻生的念头，留给父母的话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意义，我死了，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儿子。”

　　27日那天，接到消息的父亲巫锦云以为女儿食物中毒，翻箱倒柜找到600元钱。妻子在别人家打牌，巫锦云一面托人去找她，一面叫来亲戚帮忙照看儿子。

　　见到女儿，阿惠一句话揪起了他的心：“爸，我抽屉里还有十几块钱，给弟弟用吧。”

　　四个女孩子中，只有阿惠在家里除了家务还干农活。她家墙上贴满她和弟弟的奖状。收割时节，弟弟阿伟的任务是翻晒谷粒，他用脚板把垫在下面的稻粒翻到上面，金黄的色块，被他划出一道道经纬。

　　阿惠的苦恼，和小菁有所不同。小菁家的四层小楼，是1998年花18万盖起来的，小菁的小房间里，铺着商场里买来的床垫；她家去年新添了29英寸的电视、音响和DVD机，不知有多少期的《快乐大本营》，她们四个是坐在宽敞的水磨石地面的客厅里看的。而阿惠家的房子盖在村子边缘，是1998年才在石屋的基础上粉成水泥墙的，里面至今还摆着金星牌黑白电视机。阿伟站在门口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地抠摸水泥凝固后不平整的地方。

　　阿惠会比其他三个人，都更多地想到将来。

　　“我将来想出国留学，但是坚决不去美国——他们太霸道了。”坐在背靠山坡、面向村庄的石门墩上，怀着这样的愿望，她的痛苦是清晰、冰硬的。

　　几年前她曾经去过一次广州，那是跟着姐姐巫微美去姑姑家。因为晕车，她在姑姑家躺了七天，只去过附近一家超市，然而这已经够得上一次相当美好的回忆。她说：“我喜欢广州，那里好好。”巫微美就在一边笑了；“你几乎哪里都没有去咯！”

　　阿惠的父亲巫锦云在煤矿上班，每天有20元进账。他1998年回到家乡，这之前在广州跟亲戚一起跑车，彼此失和后到矿井谋生。直到今天，说起广州的一些地方，他还清晰地记得街牌号码。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中，阿惠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她的个性与父亲最相像。

　　四个父亲中，只有陈鑫标见过女儿的班主任，巫远光没有进过双头中学的校门，也从来不知道女儿爱吃什么。“考试？要是快考试了她回来会说的，会要钱到学校去加菜。”

　　15年来巫远光一直在跑煤炭生意，妻子在家种菜、喂猪、照顾孩子。1990年为了生儿子他把所剩的耕地都拿出去抵了罚款，自己索性扔下农活，后来又在村里的路口开了家小杂货店。

　　杂货店里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这些事情，孩子们多多少少都知道。用小萌的话说：“那些出去的人回来以后，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自高自大，对家里人也凶巴巴的。”

　　10月27日晚上七八点钟，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小菁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死了，躺在旁边的伙伴也不会死了。乐娣的床头柜上放着她叔叔买来的几本书，一本《名师指导中学生作文》和一本《幽默故事选编》。

　　“小菁，你的书呢？”

　　“爸妈没拿书来，我自己也没带——我没想着能被救过来。”

　　小菁已经在微笑了，她穿着小碎花的绒线衣，床边挂着绿色的校服。阿惠静静躺着，吃着苹果，仰脸望天花板。巫微美想跟她聊天，她却把头扭向了墙壁。由于部分药剂有伤肝作用，她们进一步的治疗必须包括保肝的药物程序，而且每天只能少量进食。陈萍弱小的身体缩在被窝里，还在不断下意识地将被子往上拉。早上不到10时，她又睡着了。乐娣的五官像凝固了一样，她不拒绝回忆几天前的事情，但经常在只言片语之后就僵下来，好像没有说过话一样。

　　巫微美给表妹阿惠买来了一个黄色的大毛绒公仔，放在病房的床头柜上，阿惠的小空间马上就亮了一大截。

　　喝农药是周一的事情，到了周六，生命已经暖了过来。晚上8时，点滴打完了，陈萍挤到阿惠的床上，一绺一绺梳着她的头发，阿惠坐着看书，病房里的四只白炽灯泡已经坏了两只。那是一本《微型小说选刊》，是陈萍家人拿来的，但总是阿惠在看。她最喜欢的一篇，叫做《真实与谎言，哪个更美丽》。文章说到一个情境：独自一人的办公室里，暖水瓶炸了。该怎样对别人说呢？值得付出包揽责任的代价换取别人的信任吗？

　　“阿惠，为什么喜欢这篇呢？”

　　“因为里面说的那种情况我也会遇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双头中学的校长钟国威平时住在学校，10月27日那天，直到晚上七八点钟他才有空给家里打电话。

　　暮色中卓铎廉踱了进来，人还没坐下，眼泪就往外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平时都是好好的学生呀，一个个开朗活泼，成绩都不错的呀！我星期五发了物理卷子，她们还都做了，做得都不错呀！”

　　钟国威本来戒烟两个月了，事发两天后，他依然心神不宁，两个小时抽了十多支烟，声调时时发颤：“我想不通呀——暑假的时候还派学校培养对象罗干标老师到嘉应学院进修心理健康教育，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让他专门作了20分钟的演讲。虽然我们乡级中学条件不好，可这方面的工作都慢慢铺开了呀。”上半年县教育局开会决定由他接任校长，7月份刚发了通知，新学期刚刚走马上任。很多老师用运气不好来宽慰钟校长。

　　钟国威有一肚子苦水：“现在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呀！”他说很多孩子的家长出去打工，父母双方都不在，平时老人对孩子的功课没法过问，晚上他们早早睡下，孩子就会起来看电视。“现在的电视——跟我们那时候能比吗？”

　　“你说说——十乡八里的，我们这又是山区，老师不能总是上门去家访吧！”

　　“所有我们能想到的，晨会呀、周会呀的——都在讲呀。”

　　校长室正对着对学生开放的阅览室。透过窗缝，能看到里面摆着一本本《家庭》、《党风建设》、《支部生活》，还有一本黄色封皮的小册子《禁毒知识手册》。二楼有间图书室，书籍来源于师生员工的捐赠。钟国威介绍说：期刊杂志和图书都是专人管理的，肯定适合中学生阅读。

　　卓铎廉接受完采访，临别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心理上的问题如果你们能找到答案，无论如何请一定告诉我！”

　　10月27日到28日，阿惠和陈萍用药后出现严重的幻觉，因此不得不把她俩分到单独的病房里。阿惠在幻觉中大喊：“陈萍救我！”

　　“男的都走开，别碰我！”

　　“姐姐，让男的都出去，我们去你的房间！”

　　隔壁病房的陈萍也在拼命挣脱人们的手臂，她要赶去“救阿惠”。穿着白地小熊图案睡衣的手臂沁出汗珠。

　　“陈萍，把门关好！”阿惠的喊声又传过来。

　　陈萍又挣扎起来。不得不把她换到更远的一间病房。

　　稍稍平静后，她总要翻身从褥垫下面取伞，嘴里嘟哝着：“房顶在下雨，房顶怎么总是在下雨？”

　　这是四个人里最内向也是最弱小的一个，宽宽的额头很像她的父亲陈鑫标。看着被幻觉折磨的女儿，陈鑫标眼神里散出的光芒都碎了，他说他“怕得不得了”。

　　陈鑫标高中没毕业，在村子里算读书多的人。陈萍是第三个女儿，性子柔和，从不跟人红脸。陈鑫标种田供养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男孩，还在读小学。没事的时候，他就跟女儿讲自己读书的日子。他希望孩子们都能读大学，尽管掂量着自己惟一的生存技能，对这样的目标全无把握。

　　“窗户上有两只鸡！”是陈萍的喊声。陈鑫标不得不拜托同在医院的其他几位家长帮忙按住孩子。他对女儿说：“乖一点——你看人家小菁就不这样。”陈萍在幻觉中竟脱口而出：“小菁？她要是这样她爸早打她了！”

　　幻觉折磨她们整整两天。

　　小菁将是四个人里第一个返校的，她说她想参加考试。这次自杀的经历对她来说历时一周。家里的豪华床垫、水磨石地板、电视机和DVD机，对她的吸引力都没有学校的木架子床来得更大。无论在哪里，她的手边只有课本和几本教辅材料。被问到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校，她的大眼睛狡黠地闪了几下，一本正经地说：“我喜欢学习。”

　　她后悔，因为没想到给老师和爸妈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真的没想到。”她还说，“别人说什么她都不怕了。”

　　阿惠从清醒的第二天起开始害怕——怕老师们因为这件事记恨她们，不再喜欢她们。

　　卓铎廉在27日当天回到学校照看其他学生，30日才又一次来到医院，见到已经稳定下来的四个女孩。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切来得全无征兆，“真的没想到”，这四个孩子是他一向认为最不需要开导的。

　　还是阿惠和小菁先开口：“老师，对不起。”后来卓铎廉一想到这句话就忍不住泪湿眼眶。

　　“很多亲戚来看我们的时候都问：呋喃丹是甜的还是苦的？这个问题真傻。”阿惠转动着眼珠，“我什么都不怕——回到学校以后如果有人议论什么，我就说：那时候我们很幼稚——反正所有人都说我们很幼稚。”(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王轶庶摄)

化州与梅州，不一样的忘却

　　采访手记

　　出发去化州，是从梅州双头镇归来的第三天。

　　梅州山区的四个少女，已经开始忘却集体自杀的经历。换言之，“集体自杀”只是成人世界对她们行为的命名。对她们自己来说，其作为教训的痛切程度、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多于一次失利的考试、一次落败的比赛、一次家长或老师的责备。喝下呋喃丹不到一周以后，四个人在医院里找到了新的乐趣。

　　而两年前发生在化州的集体自杀事件，起因不在于中学生的校园生活本身。

　　广东化州撤县设市是在1994年，鉴江和罗江在市区交汇。2001年春天，四个初三女生在河滩上相伴服下安眠药，后被及时救起。其中两人曾有被强暴的经历，因为害怕在即将开始的体检中被发现失身而萌发轻生念头，两个要好的伙伴自愿跟从。当时只有一家省内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河面上的片刻涟漪很快就平复了，快得有点难以置信。

　　但是两年多的时间，是否真的足以平复两颗曾遭重创的心灵？是否可以帮她们对曾经的生死抉择看得更清楚？如果是，它该是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径？

　　在当事人当年就读的中学，对于2001年春天的集体自杀事件，似乎连屋檐上的小鸟也讳莫如深，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师都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说完之后就埋下头去或是背转过身，有的干脆以“没空”草草搪塞。

　　黄老师一年多以前从二中调到一中。说起别的，他都算得上健谈；触及两年前的自杀事件，他却不及听完便摇头：“不太清楚。”

　　鉴江派出所的干警小李，两年前还在市公安局。这个土生土长的化州人也说不记得小城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宾馆服务员“不知道”；出租车司机“不知道”；饭店老板娘“不知道”；甚至当时惟一进行报道的记者，也语焉不详。

　　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拒绝查询相关案底。

　　如果试图闯入是一种鲁莽，并可能带来伤害，那么我惟一的愿望是：当事女孩最终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灵渡航。

　　从梅州到化州，同样是少女集体自杀，同样是四个人。

　　黄塔村的小菁她们四人，在听到死神脚步的一瞬间明白：她们的生命能量，还远承受不起与死亡相伴的恐怖；之前能够轻易形成自杀的盟约，只是因为“死”对她们来说，全部的意义还仅仅是一个汉字。

　　喝药事件之后，双头中学四少女的生活还将继续。临别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巫家的客厅里看到了姐妹间的欢笑，看到了巫妈妈的嗔怪，属于巫家的秩序还将继续下去，经历了恐怖的小菁会更加镇定，自杀这一课教给她的，也许就是淡看其他的恐惧和不安。四个人在这特殊的一课里，同样是同学。

　　天近黄昏，不断有中学生模样的少年骑单车穿行桥梁和街道，西天晚霞灿烂，他们目光清纯。多么希望：此行寻访未遇的四个少女，也带着这样的眼神，就在他们中间。如果我们的擦肩而过，换给他们的是更深远的平静，我将为之庆幸。(本报见习记者徐楠)

双城记：链条断了之后

　　今年5月19日至23日，甘肃省武威市双城镇发生了5个少年连锁自杀事件，其中一名服毒身亡。来自官方、民间和孩子的说法莫衷一是，使得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显得更加迷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赶赴双城，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很多都迥异于外界的猜测，很多也是镜头难以表述的。

　　我们的努力除了要接近事件的真相，更希望接近存在于这些少年之间的真实的世界。

　　一

　　在去甘肃双城之前，我们只知道这个小镇上，五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六天内连续服毒。其中一名死亡，而获救的孩子全都保持沉默，不肯向家人透露服毒原因。

　　第一个服毒的女孩叫苗苗，清秀，学业优秀。被众人喜爱。

　　“我的女儿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是她影响别人自杀。小孩子之间能有什么多深的感情？”她父母说。

　　苗苗死亡的日期是5月19号。她父母认为这是一次集体自杀的约定日期，因为她的班上很多孩子的课桌都刻着“5·19”的字样。

　　镇上还能听到很多推测：在自杀的孩子中有神秘的“白皮书”流传，还有秘密的集会地点。

　　第二天我们去了学校，我看到有一半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深深地刻着，后来刷的红油漆也盖不住。

　　学生和老师都证明这是知道苗苗死讯后同学为了纪念她刻的。

　　所谓的“白皮书”是一些写着男生女生故事的青少年杂志。

　　服毒的孩子常去一个叫做魁星阁的地方，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石阁。孩子在墙上用粉笔字写着“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的字样。大概那是小镇生活里惟一能带给他们幻想的地方。

　　但是没有邪教，没有在小镇的成年人之间流传的神秘因素。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

　　二

　　我们找到与苗苗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她们是好朋友。小姑娘扎着倔强的马尾巴。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摄像用逆光剪影拍她，投射在地下的光线像是内心的流动，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刻着“忍”字。“忍什么呢？”她不说话。“能睡好吗？”孩子脸上全是泪水。她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了，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

　　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服鼠药。被同学看到了。

　　“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每人服了两粒。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们问小蔡。她的声音轻而清脆，“也许是吧”。她给我看几个人曾经写下的字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被大人置之一笑的“天真”的誓言。

　　两个人决定一起自杀的时候，就先在农贸市场打了一会儿羽毛球，然后服下药，在一张椅子上背对背坐下。

　　“我们都笑了。”

　　“什么笑？”

　　“傻笑。”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三

　　20日，在两人服毒之后，学校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

　　“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六年级的学生。

　　“说是服药会得胃病。”十几个孩子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苗苗，发现他们的医生对记者说：“我从来没见过孩子会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一句话都没说过。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他在第二天服毒。“他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

　　他哭了一个晚上。

　　学校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儿。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发生了第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着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

　　小杨说警方认为他和苗苗之前有“不正当关系”，苗苗可能是因此自杀的。

　　“我解释，他们不听。”他已经承受了几个朋友的自杀，但他说最难忍受的是这种说法。

　　当天晚上他服毒。

　　四

　　“这个年纪的孩子的特点本来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的时候，就很危险。”参与了事件调查的心理老师说。

　　这几个孩子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是苗苗，他们共同的说法是因为“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他们在内心里“惟一可以对话的人”，除此之外，他们心里痛苦的时候都没有办法。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说。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他沉默的、挂满泪珠的脸让所有人心碎。“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这些孩子的家人是农民或是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母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有啥？”小蔡的母亲说：“我女儿好好的，就是被人带坏了。”小杨的父亲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

　　小杨的嘴抿得紧紧的。“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我看着他的背景消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现在我们都讲学生的教育，其实还应该办家长学校，应该有家长的教育，他们跟这个时代的孩子吸收的东西、思考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没有沟通的基础。”心理老师说，“另外，他们都是六年级的学生，可是都已经十三四岁，身心已经足够成熟，小学的某些教育对他们来讲已经完全不合适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1982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

　　临走的时候小杨来送我。“我不想有那个念头了，”小杨说，“心理学老奶奶跟我谈了。”

　　“有很多人也跟你谈过，为什么她说的你就听呢？”

　　“她有耐心，能理解人。”

　　五

　　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

　　在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服毒的孩子小孙，跟着他上一个土崖，谈到他服毒的原因时，他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摄影师把镜头摇回来给我的时候，我说完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然后，我们几个，坐在小孙常常坐的地方，面对西北明亮的天空和田野，久久凝视他们眼中的世界。(CCTV《新闻调查》记者柴静)

让他们懂得珍爱生命

　　作者：邸晓兰(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医师)

　　青少年群体自杀现象比较罕见。一般多见的是个人自杀行为。尤其发生在校园里。

　　通常情况下，群体自杀现象容易发生在具有浓厚宗教信仰和相互间生活关系非常密切两类人群之间，他们会受到周围氛围影响或者某一位中心人物情感左右，从而表现出过激行为。

　　有关青少年群体行为，印象深的是有媒体报道过几个男孩子受到影视作品熏陶集体出走，要像港产片里的“蛊惑仔”弑血为盟结成帮派。男孩子在青春期总希望能做成点事情，而往往这类事情就有可能伴随着暴力、自伤等结果。

　　青少年群体自杀事件，上世纪60年代我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过。按照当地习俗，女孩子当众放屁可谓奇耻大辱，遭受如此“屈辱”的女孩子就会消沉地告诉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几个女伴们。平日里小姐妹们谈得来，感情好，一个人没脸活，其他人也跟着没脸活，于是群体自杀。这是非常原始的情感。但是，40年后现代化信息社会里再出现青少年集体自杀现象，令人费解。

　　不过自杀是个永恒的恶性话题。中国目前15-34岁年龄段人口中，自杀是位列第一的死因，且农村女性比例尤为偏高。在国外90%以上的自杀者生前都至少患有一种精神疾病，包括忧郁症、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药瘾、酒瘾等。而我国自杀前确诊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群比例没有国外高，约为50%。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冲动型自杀(即考虑自杀到实施自杀间的时间不长于2小时)人群比例相对要高得多。这样的自杀者身亡前往往都表现为常态，只是为了一件小事，不加以任何深思熟虑就冲动地结束了生命。

　　实际上青少年从14岁起便开始经历个人情绪波动的小高峰时期。也听说过不少孩子因不忍老师家长话说得过重，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我们媒体报道总是偏向于讨论当今孩子们情感如何脆弱，生长环境如何优越，从而说到教育失败，孩子压力过大等问题。其实从这种角度来评估孩子们的自杀行为，有失公正。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自杀前的背景不是太了解。青春期也是容易患上忧郁症的小高峰，一些孩子在自杀前到底有没有心理疾患？我们无法排除，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无法预知。

　　我曾接诊过一个自杀未遂的17岁男孩，在外人看来男孩生活条件很优越，但他就是感觉活得没有意思，每天都带着面具生活，缺少愉快的体验，在他自杀前的半年内就已经在日记中倾诉了大量的痛苦体验。他总想寻找世外桃源，离家出走，但现实无法达成他的愿望，于是有一天他从高楼跳下……事发之后家长和老师非常惊讶。

　　我们早期的教育总是要崇尚英雄主义，这不可避免会产生副作用，那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目前的教育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要求孩子考大学、做白领、出国、多挣钱，同样会造成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扭曲。

　　我们现在的教育中缺乏珍爱生命的内涵。要知道爱惜自己和爱惜生命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孩子普遍自私，只图一时的感觉，缺少耐心，不懂得助人之后体味那种高层次的快乐，还缺乏一颗感恩的心。珍爱生命就是要告诉他们，生命的可贵、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多彩、没有经历过的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而美妙，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现在的孩子也缺乏沧桑成长的机会，所以体味不到生命的不易，说白了就是缺少沧桑感。

　　沧桑并非人为地去创造恶劣环境，让年轻人吃苦受罪，生活和内心的丰富才是真正的“沧桑”。要告诉孩子们，当个人欲望达不成满足、被人误解、付出很大努力而回报甚微时，应该如何应对；要教育孩子并不是身边每个人都能肯定你的人格，当别人对你产生误解时，一定要具有正确评估的技能。这类丰富孩子生活见识的沧桑教育往往是我们教育系统中没有花功夫去做的。(采访整理本报驻京记者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