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

　　——凌小宁

　　凌小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一段在国内读中学读大学的经历。现在想想，那时的课

程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篇鲁迅写的文章，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写了中国民族的一些问题，大意是说，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任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小宁在美国生活多年，直到今天还能把这长长的一段背诵出来，而且时间越是久远，他就越是感觉到鲁迅的话真是有道理。

　　“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随大溜’的民族。”小宁说，“我们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教育，人人都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都在追逐一个东西，都希望做一件事。”

　　出国多年以后，小宁回到中国，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相聚在一起，有人建议大家轮流讲述当年的故事。于是，20多年前的往事一件一件铺排开。

　　“我要讲个凌小宁的故事”。有个同学说，接着就开始讲起来。

　　那是1966年盛夏，文革正在高潮，政治的批判轰轰烈烈。这班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只有13岁。有一天，大批判的矛头直指班主任易老师。几个同学是组织者，站在讲台上，全班50多个同学都坐在下面，小宁坐在最后排。易老师被压上来。她才20多岁，从北京大学大毕业不久，来当老师，现在站在学生面前，垂首弯腰。有人用细铁丝栓住一块黑板，挂在她的脖子上，下面还吊着砖头，在黑板上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还写“大流氓，大破鞋”。一人高呼口号，要打倒她，大家都跟着，小宁却在后面沉默。有个同学拿了一堆大蒜来，往老师脸上抹，还把老师的鞋脱下来，拿来打她的脸。就在这时，小宁似乎忍无可忍，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这样做不对，老师对我们挺好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老师？”一语出口，满座又惊又怒。同学们斥责小宁，教室里像炸锅似的。小宁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怒气，跳将起来，冲到前面，又把老师脖子上的黑板摘下来，摔到地上。老师一直默默忍受诸般凌辱，此时忽然哭了，泪流满面。小宁看到老师的脖子被铁丝勒出血痕，鲜血淌下来，似乎更气，抢上一步，把那堆大蒜扔出很远，又挡在老师身前。“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哭没哭，”他后来回忆道，“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觉得他们太过分了！老师太可怜了！”教室里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说小宁“破坏文化大革命”。他说：“不管你们怎么革命，不能这样对待别人。”没有人站起来帮他说话，他感觉寡不敌众，转身跑出教室，有几个人跟他走了。批判会让他这么一闹，不了了之。

　　当年主持批判会的那个同学，现在和小宁重逢。大家都是快50岁的人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那天特别恨你，”他对小宁说，“我心想，这家伙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候跳出来反对我们。后来我再想想，真是很佩服你：做人就要这样做，不应该欺负弱小的人，要帮助弱小的人。其实从那天以后，我一直在学你。”

　　这是30多年以后的真情流露，在当时可不是这样。那一年大批判的热潮又持续了几个月，小宁觉得实在不能忍受，不再去学校。他回到家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半导体收音机、搞化学实验、做火箭、做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做这些东西要买零件、买工具，要花很多钱，而妈妈给他的零花钱总是不够。有一天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垃圾堆里发现很多废弃的铜丝，大喜过望。他每天到那个垃圾堆上去，把那些铜丝扒出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把几角几分攒起来，凑足一笔钱，就跑到商店去买回一个无线电零件。他沉浸在自己的发明世界里，丝毫没有感觉到“捡垃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一天，他正在垃圾堆里扒着，临家孩子看到了，嘲笑道：“你怎么在干这个，真不象话，给你家里丢脸，也给你自己丢脸。”小宁一点不脸红，还是不停地捡，心里想：“我又没偷没抢。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

　　很多年后，有人和小宁谈到这些往事。他说：

　　做人做事，道理是一样的。你不应该总是跟着别人走，也没有必要看别人怎么评价你。做你自己！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激情一定就在那个地方。认识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不要压抑它，把它开发出来，你可以看到，你的价值就在这里。

　　小宁是在32岁那年到美国求学的。他发现美国人的文化是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与众不同，这一切似乎格外符合他的本性。一个人怎么样才算有价值？美国人的理念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人人都希望做科学家，都希望做大人物，不认为一定要很有学问，一定要挣很多钱。他们更在乎自己是不是快乐。只要自己高兴，做一个饭店服务员、做一个普通的售货员，都很有满足感，不会因此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头。

　　儿子的童年和他不同，都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有一天他问小儿子：“你长大想干什么？”

　　儿子说：“我不知道。”

　　“你想不想当总统？”

　　“不想。”

　　“为什么？”

　　“那个人太累。”

　　这细节让小宁经久难忘，因为他从这里看出，美国的孩子想的都不一样，而美国的父母一定是尊重孩子想法的。

　　然后，小宁又讲了一个故事。这件事他对很多中国的朋友说起过：

　　我在微软公司有个同事，他非常优秀，是个很出色的计算机科学家，而他的哥哥是个乞丐，真正的乞丐，整天在外面流浪，依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

　　这是典型的美国家庭，是一种美国式的价值取向。父亲不一定会同意大儿子的价值观念，事实上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认为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件好事。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即使是父亲对儿子也是这样。美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应当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中国，你可以想象父母会怎么颜面无光，会怎么斥责这个儿子，恐怕不仅仅会说“你看看你弟弟，再看看你”之类的话，而且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给他些钱要他做生意，然后他还不好好做，把钱给花光了，然后父母就伤心欲绝，觉得生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真是造孽。

　　是要求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情？还是让孩子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国的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前者，而美国的家庭肯定是后者。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美国人的理念都是比较发散的，对他们来说，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不快乐是第一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在美国的大学里，大部分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外国人，实际上不少美国人都不上大学，不是不能上，而是他们不想上。他们觉得不上大学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说，美国人更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而中国人更喜欢统一，大家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关爱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殿堂里，但却过着最不幸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别人要他们做的事，拼死拼活，想方设法考上好大学，整天被压制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个性都没有了，明知道这样不好，却摆脱不开。谈到这些，小宁的情绪似乎特别激动：

　　我们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有问题。现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开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东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来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这个一定好那个一定不好，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让这两种文化碰撞起来了，中国人出去了，外国人进来了，你怎么迎接这种碰撞呢？

　　大家都说，美国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是在体现一种多元化，让每个小孩最好地表现他自己，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兴趣，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让每个小孩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数理化，他喜欢别的东西。

　　其实所谓“优秀”，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的潜力。这是小宁在美国读书时最深的感受，现在他也总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只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