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贸大厦走到宁波公司，有了这样的下放经历之后，杨茜特别想对大学生说：不要一出大学校门，就像自己当初那样，一心就想着要走进高档写字楼当白领；先不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太高。一出校门，最要紧的就是深入实际生活的具体小事。这么说并不是她想当“大尾巴狼”，因为在实际具体的小事磨合当中，人的确会发现许多生活的艺术性。

　　目标——国贸大厦

　　杨茜是一个地道的北京通州姑娘，从小开始，她就心性要强，对生活也充满渴望与期待。从进入大学第一天，杨茜就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彻底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每一次路过大北窑，当杨茜一看见那矗立于立交桥西北角咖啡色的国贸大厦，她都会在心里将它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梦想。毕业后能走进这座大厦成为一个白领女性——这就是杨茜当时最直接的职业理想。

　　杨茜大学毕业即考入了一家荷兰外资公司，工作到第三年，她还得到去意大利、法国短期培训的机会。这时的杨茜，不但工作顺利，而且月薪3000元，可她并不满足，她仍然惦记着国贸大厦。1999年，杨茜两度跳槽，终于进入日思夜想的国贸大厦，成了某电子商务公司的一名职员。

　　就在杨茜陶醉于梦想实现时，最早那家荷兰公司的一位老同事，忽然来找杨茜，介绍她到另一家由浙江宁波注册的美国独资外企去工作，并说这家公司的条件，可能会让她个人事业得到速度更快的发展。于是，前年的6月，杨茜想也没想，就转入这家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干了半年。在此期间，杨茜还根据此前几年在其它公司的所谓见识，踌躇满志地向公司最高领导发去了一份工作报告。公司老板粗粗读过她呈交的报告，就感觉这个北京姑娘，将来大概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员，所以他两次打电话给杨茜，力邀她到宁波公司总部去工作。老板这样器重，让年轻的杨茜受宠若惊，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她毅然决定前往宁波去大干一番。年轻气盛的杨茜来不及细作考虑，只知道年轻就是本钱，出去闯闯也没什么了不起。她就这样带着一头雾水加热情，收拾好行装直奔从没踏足过的南方。

　　水土不服

　　可谁知公司老板此前也就是一时看好她写的那份工作报告，并且很情绪化地急召她到跟前工作，但他心里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准谱。见她人已到了，想一想就把她安排到公司销售部经理身边当了助理，然而这种过于随意的安排，又让那位经理心生某种猜忌：这杨茜到底何许人？因为什么背景老板就要把她放在我身边？她会不会直接威胁我的位置？

　　而杨茜真正置身其中，才真正明白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外资公司——它不过是当地一些人花钱购买了一个美国公司的壳，其内部则完全等同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型乡镇企业，除了“一言堂”老板的精明能干之外，其高管层是带有浓厚地方宗族色彩的权力分配，而员工更是东拉西扯着各种裙带关系。虽然公司每年的销售额也有上亿元，但内部的整个机制与运作，不但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在管理上还埋伏着很多问题与隐患。

　　都说人要“入乡随俗”。可初出茅庐的杨茜却并不明白这“俗”到底该是怎么个随法。没过多久，公司老板脑子一热，就把公司高层领导和部分员工代表，拉到黄山上召开一个年度工作总结会，说是要让员工和高层领导来一次“面对面对话”。杨茜当时憋了一肚子郁闷，心想自己畅所欲言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杨茜幼稚地以为，这下总算可以把自己曾在北京外资公司知道的规矩，都移植到这个乡镇企业里来了。在黄山的会上，杨茜不管三七二十一，炮口直指公司内部的家族化管理模式和裙带关系，一直炮轰。当场，就有高层领导互相指责吵闹起来。更要命的是，就在杨茜淋漓尽致表达时，当初调她来的老板，早已勃然变色。

　　从黄山回到宁波不久，公司里从上到下，人人都视杨茜为异类，所有的敌意也都冲着她一个人来了。而老板则给当初介绍她来的那位北京朋友打电话发牢骚说：这个北京女孩毫无价值，就像南方橘子被移植到北方，完全水土不服。而且老板还暗示，他很想马上就把杨茜从公司清除掉。

　　在尴尬中坚持到底

　　怀抱一腔激情到宁波来却只得到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又捅了马蜂窝，就更没有具体工作会让她去做了。处在这种不尴不尬当中，杨茜终于忍不住去质问老板：您原来召我来这里，给

　　我的工作定位是什么？我现在到底又能为公司做什么？谁知老板比她更火冒八丈，拍着桌子冲她吼道：你觉得你还能干什么？你给你自己的定位又是什么？

　　得到这样一番斩钉截铁的回答之后，杨茜这才在冰冷中彻底明白了，从此，自己得面对另一番生活了。

　　忽然之间，以往一向敞亮的前途，居然转眼就变成了严厉的惩罚。可能换了别人，面对这种自己造成的尴尬局面，最保险的退路就是转身逃回北京另谋职业。可杨茜北京丫头的执拗和不服气，此时却一下就被挑动起来了：她到底就要看看自己，还能在这种境遇当中顶多久。

　　如果说在来宁波之前，杨茜原来在北京那几家外资公司里存在的真正意义，就如同像一架机床上一个很合适的零部件，只需要她无脑而标准地运行就足够了，可现实，却是以她从前的“标准”根本无法适应的。那一段时间，杨茜下班之后，就背着人偷偷痛哭，可白天一走进公司面对那种种公开的敌意，她却还得硬撑着自己。过着这种双重生活，杨茜才发现一直潜伏在自己性格当中的致命弱点：表面特别要强，内心其实特别虚弱，而且居然还非常多愁善感到不堪一击。

　　没过多久，杨茜的顶头上司因为得罪了老板而被调离，这样，杨茜就被直接推上了经理的位置，可以往在北京外企干惯了标准下属的她，以前只会做具体事情，却从来没有任何管人的经验。而她本性中一直深藏的自卑与封闭，让她以前一直又不善于和别人主动交流与沟通，就怕因为磕碰而受到任何一点伤害。可越是这样躲闪，越是逃不开要直接面对别人。有一次，公司老板几乎是用破口大骂的口气对杨茜怒吼：你必须学会和身边的同事还有外面的客户打交道，否则，你说你还能做什么呢？

　　带着感恩的心情离开

　　她开始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性格调整：充分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埋怨，甚至对带有明显敌意的指责，也都照单全收。然后再把听到的、受到的，完全放进心里自己去慢慢消化和过滤。就在这时，杨茜领导下的销售部又出了事，一名专门负责跟客户打交道的计划员，因经济问题被开除，而他这一出事，公司老板又通知杨茜直接顶替去做计划员的工作。忽然又从销售经理降格到计划员，杨茜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委屈，而是意识到了新的考验：她必须在既不真正了解外边客户同时也不真正了解公司内部产品的情况之下，让销售工作继续正常运转，而且还不能出任何差错。正是在这种边学边干的被动工作处境中，她却更深层次地发现了销售部长期以来存在的具体问题：比如说物流价格昂贵与浪费，以前并没有人意识到要建立一套标准化、合理化的物流价格体系，包括公司老板，一直对杨茜说：你们销售最大的问题，就是运输费用太高，但说归说，谁也没有真正准备伸手去解决这个明显而长期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杨茜做了计划员之后，第一步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制定规则，让物流价格真正达到一个有序而合理的水平。随着对实际工作的深入，杨茜又发现了本部门内存在的更多问题，可现在她却再也不会去做宏观炮轰了，而是动脑动手一个一个具体解决实际问题。仅一个月后，公司又派来一个新的计划员，那是一个地道的宁波生意人，有了前一段时间不断对自己的反省，杨茜在此后的工作中，与这位计划员互相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也正是通过这种与同伴的精诚合作，她才真实感觉到了团队精神在任何一个单位的重要性。彻底抛掉了以前固有的地域偏见，杨茜这才实际领教了宁波人做生意的精明强干和精打细算。可越是意识到宁波人的精明，她越发现自己骨子里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我原来对做生意有这么大欠缺，我根本不懂企业内部的经济规则，我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呢？

　　也正是在这一年半的下放生活当中，她也意识到自己过去对爱情的态度也有很大问题：只知道偏执地对待男友，只知道全面接受，而根本不懂什么才是对别人的爱和给予。她因此而后悔：人只有先学会怎么真正发现自己，才有可能去爱别人。

　　去年年初，当初与老板的口头工作之约已经到期。而此时老板一见面再也不会用怒骂的口气冲她斥责了，而总是喜笑颜开欣赏有加了。他很不希望杨茜到期就走，然而杨茜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因为她感觉作为人生的又一个大学学期，自己已经以及格的成绩毕业了，而这里的上升空间太有限了。

　　她离开宁波的时候，真是带着感恩的心情而不是带着恼怒和仇恨离开的。临走之前，她又在老板的黑色的大写字台上留下了厚厚一叠《年度销售管理部年度工作总结及个人思想汇报》。在这份又是“报告”的最后一页之上，杨茜仍然不失当初的浪漫，引用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最后四句，告别了老板也告别了公司——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从去年初到现在，杨茜又在埋头准备考研。但她告诉笔者，此番学习和过去上大学时的感觉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根据《半边天·张越访谈》提供线索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