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想，几年前客居伦敦的学院宿舍厨房真的很大，是个小型“联合国”，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国籍和种族的房邻。

　　住在某座楼第五层，共有七间小房，第一批住客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科威特人、印度人、德国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日本人和我这个新加坡人，共用一个厨房。印度人和德国人陆续搬走，换来韩国女性和德国男性。

　　公用厨房成了彼此日常生活交流的重要空间，难免有争执、悲欢。何况，我们大老远跑到这个大都会，是为了追求梦想，也有现实的压力，厨房成了现实与梦想的中介地带。

　　房间最靠厨房与大门，长发乌溜的科威特房客神经兮兮，对声音异常敏感，有人进出她会睡不好觉，在门上贴警告，我们只好手轻脚轻，只有印度房客照旧大力甩门，引来一场大吵。

　　住久了才知道不安的根源。科威特有的是石油，她家境富有，偏偏结交的男友是“死对头”伊拉克人，给家长发现了，男友肯定没命！男友来看她只能偷偷摸摸，避人耳目，活得辛苦。科威特男人“他们只看到女人的身体，毫不尊重女性。即使你是英语老师，他们看你的眼神还是一样猥亵。花大把钱来上课，却什么也不愿学！”难怪她出门老是担心被非礼强奸。

　　华人吃饭阵势大，我与两个香港房客合伙食煮晚餐，两三菜一汤相当平常。印度房客的晚餐是一小盒放进微波炉烘热的“拉萨尼”，她睁大眼：你们怎么每次都吃大餐……三个月后她搬出宿舍。

　　当日本房客说，趁暑假要飞到巴黎购买400英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的奢华皮草大衣，我们的心理怎会平衡？宿舍里日本房客的包裹老是被盗，这名房客遗失家人寄来的名牌化妆护肤品，她边吃饭边轻声说：没关系，叫家人重寄一份……她的厨房用具最有看头，小巧精致，活现物质主义的日本。贫富悬殊从来是相对，也永远是切身的问题。

　　德国房客有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气与傲慢，连温和的香港房客也想向她抗议。她对华人的好感只剩针灸，可帮瘫痪妈妈重新站起来，也能帮体积庞大的她减肥。后来搬进来的德国男房客斯文有礼，为冰箱食物被偷一事开会寻找方案。

　　台湾房客的男友爱谈政治及社会运动，谈至深夜脑袋发光。香港房客偶谈政治，夹带着理想与直率，谁说香港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身为新加坡人难免感觉尴尬，因为国情如此独一无二。

　　韩国人搬进来后，冰箱食物开始不见，那次会议所有房客向她“开刀”，她矢口否认：“妈妈是医生，我怎会偷吃别人的食物？”她是美籍妈妈的韩裔养女，精神恍惚，常说：打死也不回韩国，因韩国性别歧视太重了。

　　在“全球化”的厨房，在与他人的对照中，更加突显了“本土”城市或国家烙在身上的印记。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金钱、种族、爱情、家庭、性别、政治等等问题，她们迷茫地寻找个人的出口、方向，她们的城市不也一样？多年以后，还不是一样？(黄向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