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从数量上来说，最近几年要用迅猛发展来形容：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翻一番到16万，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达到33万研究生。让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和国际比较起来，研究生教育是中国特别弱的一项。尤其是在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的当下，从20世纪50年代沿用下来的研究生体制也许急需改革，才能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有所保证。

　　五十年延续下来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否有改革余地

　　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有200多研究生，产生于很少几个学校。1950年到1965年，中国共2万多研究生，而且招生年代不确定。招生也不是大张旗鼓、也没有一定考场。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而且常规化，第一次6万多人报考，招收约1万人。1978年到1999年的20多年，中国共有77万研究生。照今年的趋势，今明两年招生将要接近过去20年的招生数，一年招收研究生的数量也高于文革后第一年大学生的数量。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现在研究生的数量大大多于20世纪50、60年代，但研究生的教育体制和50年前的基本一样。研究生入学，还采用全国计划人数，全国统一考试，所有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几乎是只能报考一个老师)，甚至不分专业，全国性的规定一些具体的考试科目(如政治和外语)和分数。这样的入学要求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与要求现代研究生所具备的创新精神不仅有矛盾，而且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研究生在中国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是重要的骨干力量，对他们的入学要求，会影响他们入学后的行为。如果简单地以考试来回答老师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样的选择学生的标准就有问题，这违背以后对学生有新发现、创造新的知识，给社会带来新思想、新产物的要求。入学标准应该放手让各机构自己根据各个专业的标准来用多种方式衡量，而不是由教育部统一。

　　教育部有关研究生的部门在管理上应该给各机构一些灵活性，而且在一些应该由教育部制订规章条例的地方，教育部也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来完善制度。教育部可以审核各机构学位委员会的水平和检查产出研究生的质量，决定是否承认和允许该机构某专业招收研究生资格，但是不需要越位微观控制各机构的招生人数、入学具体要求和学习具体内容。迄今，除了很少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外，研究生入学以后普遍还是不能转老师、不能换专业，这是否合适？

　　如何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

　　研究生质量需要国家、各研究生教育机构和教学老师共同保证。

　　研究生数量大量增加后，如果国家科研经费没有相应增加，学生就可能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对于许多需要研究经费的学科，国家要么不应该随便增加研究生数量，要么就应该相应增加这些学科的经费。如果国家不调节研究生数量，让各机构自行调节，那么国家就应该相应调节科研经费。

　　国家不能只用研究生数量来评价学校的教学水平，事实上研究生的质量是第一重要的。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教育部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教学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国家评估学校时强调数量，造成目前不少学校在研究生教学质量方面的粗制滥造。对于各机构来说，如果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还作为国家对它们进行评估的一项标准，它们就不得不继续用老师培养研究生的数量来作为评估老师的标准。应该看重老师自己的学术水平、及其培养学生的质量，而不宜强调数量。在目前体系里，对数量的要求常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结果。有些老师分明知道自己没有经费、或者没有能力培养学生，还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根本不在这些老师这里培养，而是到其他机构(甚至外地)、其他老师那里培养。这样的现象应该杜绝。

　　各培养研究生的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入学以后，制定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这样，老师录取学生后不能觉得是一劳永逸，将使老师在录取后还要承受培养学生的竞争的压力。各机构应该有对本机构学生咨询的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参与旁听，应对入学后的学生进行定期咨询。对于年轻、胆小的学生，如果发现其老师不花时间和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对学生不负责任，可以劝学生转老师。

　　为了监督毕业研究生的质量，降低同机构的老师互不检查学生质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地要求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毕业答辩委员会有外单位成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研究生必须有论文在非本单位主编的杂志上发表，如果这样一个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就不应该获得学位。其他学科也可以有不同，但是基本的要求也应该具备。

　　维护学生利益

　　维护学生利益有体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问题。

　　教育部应该改变目前主要考虑自己方便、兼顾学校利益和老师利益，而对学生利益不够重视的状况。比如，规定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考虑教育行政部门的方便，而不是学生的利益。让学生选择多个学校，学校要竞争学生，是可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的。教育部门可以说多个录取在操作上麻烦——其实，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入学就是可以多个学校录取，虽然麻烦，但是本来就可以做的——而现在互联网在中国学校和科研机构较普遍，一旦一次建立以后，操作起来，多个学校录取也不麻烦。

　　对研究生老师的“导师”称呼，是传统文化恶习的再版。老师与学生真有这么大的鸿沟、可以居高临下“导”学生的情况实际很少。“导师”一词对老师过度拔高，给研究生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合适的心理崇拜。不仅应该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活跃、不要对老师唯唯诺诺，而且应该鼓励和造就学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过老师。有不同学术见解，学生在不同方面超过老师，才有利于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队伍。

　　对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的现代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毒害。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层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中文意义的“老板”从来不是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说法，而是海外华裔创造出来的。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自己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士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也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作为是给老师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以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学者，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老板的观念(不仅用词)在华裔里面比较普遍，以致有些学生(和有些老师)都认为学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挥、受人剥削。这样老师好像不是和学生讨论研究和结果，而是简单的老师出题目、收学生的结果。有些老师甚至压学生出的结果要和自己预期的一致。这种“老板”态度，是学术健康的大敌。

　　我同时认为，如果老师发现某个学生不合适在自己研究组工作，应该直接说明，使学生准备离开。如果老师确实觉得某个学生不合适做这一行当，中肯地告诉学生自己的意见，也是为学生长远利益着想，使他较早去寻找自己能力适合的行业。一个不合适做学术的人，获得一个不合格的博士，以后被困在自己没有足够能力的学术界，对学生一生不好，对社会也是不利。可惜每年中国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样的博士产生，这和和老师不率直、培养机构不完全负责任也有关系。

　　要做研究生的老师，经常和学生讨论学术是一个基本要求。应该让国内学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师还带学生、对学术还感兴趣，那么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带学生从事一线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那么这样的老师不过是和演员一般在扮演老师和学者。如果老师决定不在研究一线，那么其实他也不应该带研究生了。我这几年到中国比较多，一些研究生和我讨论学术问题以后的感谢态度使我觉得惭愧：学生和年纪大一些的人讨论学术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和学生交流很不多，才会导致学生觉得能得到讨论学术的机会是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些学校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所以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普遍的问题。

　　毕业生工作市场在哪里

　　曾几何时，中国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次有570万人参加考试，争取成为当年的27万大学生中的一个。多少年来，大学生毕业不用愁工作。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到1998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但是最近，不仅大学生招收突然进入新的发展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数剧增。

　　这样迅猛的发展明显带来的是这些人的就业问题。目前中国好像还没有将研究生工作市场提上讨论议程。美国一般每年2万多博士毕业，中国从2000年开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数超过美国。中国一部分博士生是硕士后开始只要3年就可以毕业，即使以研究生5年毕业来计算，中国从2005年开始每年将有数量多于美国的博士毕业。他们的工作市场在哪里？

　　中国目前没有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我们如果以美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推测大概也不会错：中国的博士以后有一半(或更多)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以目前情况的中国大学，到2005年后有没有容纳这么多博士的职位，教育部应该可以计算出来。比较难解决的是，在大学、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当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给他们的就不仅仅是工作，还需要有研究经费。如果经费不足，他们专业能力不能发挥，会产生对工作和环境的不满，而且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也不能有效回收。所以需要中国从整体考虑对教育和科学投入的相应增加，才能使研究生毕业后能起到推动中国发展的作用，而不是造成社会压力。

　　和应用相关性比较大的领域毕业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对经济发展大概会有相当影响。中国如果有大批研究生进入国家机关，一时好像是解决了工作问题，长期以往，对国家机关改革却会是产生更多问题。中国毕业的研究生，自然还会有一批出国。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国不难，是因为国外要求有研究生学位的工作市场比中国的大。但是，那是在中国本身培养研究生人数有限的时代。等到中国毕业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到2009年大量超过其他国家时，出国工作是否能解决就业情况，可能是一个新问题。

　　研究生进入一些行业以后，既会提高这些行业的训练水平，也会带来对这些行业的压力。比如，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市场，大学生就业压力自然增加。

　　我自己并非教育专业出身，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可以决策和影响就业的专家们能有良方解决这些问题，至少有考虑。从学生利益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说老师就不应该有利益的考虑，不过是因为平时代表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的人不在少数，而从学生角度说话的人比较少而已。(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