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2004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刚刚散尽硝烟，又进入了紧张的阅卷和复试阶段。

　　与此同时，对研究生连年大幅度扩招的议论也溢出高校，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反响。

　　日前，新华社记者撰文发问：“如果将研究生和导师比喻为茶杯和茶壶，当三十个茶杯围绕着一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吗？”

　　不仅是“茶杯”过多的比例失调问题。

　　“茶壶”们———高校里众多的博导、硕导们，有哪些心声需要我们倾听？

　　无需刻意选择采访对象。因为，一家之言，也许就能代表许多。这一次，直面坦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系博导许纪霖。

　　高考失败者=考研胜利者？

　　记者：作为一位博导，您认为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什么？

　　许：近年来的一个切实感觉，的确是如同新华社记者所说的，“茶杯”骤增了。

　　前几年，研究生数量有限，分配到每个导师名下，每年也轮不到一个，只能今年你招，明年我招。这两年，高校扩招，研究生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眨眼间，从“吃不饱”到“撑死人”。一位导师每年少则带四五个学生，多则七八个。就我们系，每年招收的博士生、硕士生有100多，比本科还多。

　　记者：研究生队伍庞大了，其“成分”如何？

　　许：优秀本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生的，数量实在不多。他们对读研没什么兴趣，要么出国，要么到待遇较好、有挑战性的单位工作。放弃保送直升而去就业的大有人在，让我们这些老师看得好不叹惜。

　　进得研究生这道坎的，很多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学校是三四流学校，也就是所谓的“考研基地”。学生一进“基地”，校长信誓旦旦：“你们是高考的失败者。没关系，我们共同努力，把你们往一流大学里送。四年后，你们就是考研胜利者。”本科期间，这些学生啥也没学，只练了一招———应试，四年后一搏而中，命中率极高。

　　记者：“考试型选手”得天下，看来得问问这研究生入学考试了。

　　许：咱们研究生入学，是全国统一考试，划定英语、政治等科目分数线，倒也公平公正。不过，这考试实际上等同于本科生的选拔模式，考的是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试题范围、类型都没啥变化。久而久之，可以琢磨出应考方式。没有研究能力不要紧，只要掌握应试技术，一样能过关。

　　所以不难看到，校园附近，大大小小的考研辅导班热火朝天，秋季强化，冬季冲刺，都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种考试，“培养”了一批没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看上去桃李兴旺，做导师的，却只能暗暗叫苦：要给他们重新洗脑，难啊。

　　记者：反过来说，这样的考试是不是挡住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型人才？

　　许：去年我们有一位学生，英语少了一分，照例就进不来了。老师们觉得挺可惜———他专业课和总分考试可是第一名啊。最后系里“举荐”，终于“破格”录取了。当年吴晗考北大、清华，数学考零分，北大不取，清华破格录取了，挽救了一个难得的史学人才。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让导师们在面对这些特殊人才时有“自由裁量权”？

　　看看高考，在社会一致呼吁下，“一考定终身”已经恢复了点弹性。复旦、交大、华东师大等重点高校有5%的自主权，可以破格录取学生。但研究生入学考试，却落后一步，仍是铁板钉钉，一分都不能少。我看，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要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给博导、教授更多的发言权。一个学生有没有研究潜力，究竟是不是可造之才，应该由导师说了算。而系和研究生院只要履行监督和复审功能就行了。

　　论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记者：我了解到有一位大学生，为考研，专门在外租了房，头发不理，胡子不刮，几个礼拜不见，人瘦了一大圈。读研后，却悠闲得让人看不懂：不进图书馆，不上自习室，反倒四处旅游，大江南北都走遍了，学校的大门却是一连三个月没进。

　　许：这种现象很是普遍，见怪不怪。

　　在国外，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如美国一所名牌大学，一个系一年招了10名博士生，入学第一年，淘汰三名，第二年，又有一人落马。可是在我们国内，研究生教育却是“进门难，出门易”。培养环节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和质量监控，淘汰率几乎是零。一旦踏进门来，就不怕出不去，松垮、浮躁自然就多了。

　　拿我熟悉的文科来说，有的人不来上课，不看书，也能混张文凭。一个研究生一学期是否好好地看过一本书？我看，这恐怕也是个大问题。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一个星期读一、两本书，而对此有的人就“哇哇”直叫。要知道，在国外，一周读五、六本书，随后进行课堂讨论，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的研究生之所以质量没有办法与人家比，首先教学强度没有办法与人家比。

　　近年来，中国向西方借鉴，优秀本科生也可直接读博士。可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人“硕博连读”没读出来的。而在美国，有的本科生被招收为博士生后，导师发现，他不具备研究能力，给的题目总是完不成要求。怎么办？干脆，不要求这个学生完成博士学业，把他从博士生降格为硕士生，送一张硕士文凭请他走路。

　　记者：不过，监督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指标，也不能说没有。很多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书可以不读，但论文不能不发表。

　　许：说到这股风，缘起于前几年某重点高校的规定：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博士生发表四篇，否则不予毕业。为防止研究生学术水平下滑，这办法看上去不错，一时间，各高校纷纷仿效。这办法，也吓了不少导师一跳。

　　想我读书时，老先生再三叮嘱，要好好修炼功夫，急于求成，反而造次。现在的学生，硕士三年，修完学分，完成一篇达到水准的毕业论文已属不易，何来“余热”完成更多论文？

　　再说，全国核心期刊区区几家，怎么轮得上这么多学生分羹？有位博导算了笔账：自己所在的学院有博士生300人，按要求每人需发表三篇论文。可全国符合发表要求的刊物不到10家。就算一期能登30篇，光一所学校就能包下两、三

　　期全国所有的该专业杂志。那么，其他学校的学生怎么办？其他研究人员怎么办?考核指标一刀切，既不系统也不科学，结果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导致了另外一个极端。为弟子计，只得放下手中的研究，动用所有的关系，为学生的习作奔忙。渐渐地，我又发觉一“怪”———弟子中越是没出息的，越是对发表论文胸有成竹。原来，许多杂志为创收，办有增刊。只要将版面赞助费连同文章一起邮去，银货两讫，保证见刊。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增刊只对作者供应，不公开发行。论文水准如何，是否“注水”，是否剽窃……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有如此“捷径”，大家“如释重负”。可私下里却为弟子暗暗发愁，学问尚未入门，就已精通“捷径”，长此以往，会否形成“路径依赖”？

　　答辩，“抬个轿子抬过门”

　　记者：这样看来，研究生教育质量要把关，只能靠导师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么。

　　许：过去讲的是“入室弟子”，师傅和徒弟一对一，言传身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上升为一种伦常。同样，“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不成器，板子便打在老师身上，千百年来大致如此，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可现在不同，研究生教育从过去的“小作坊生产”突飞猛进到了“流水线生产”，“一个茶壶三十个茶杯”。教育方式大转型，师生关系该怎么转？尴尬。

　　记者：说到师生关系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老板”说。一些导师，特别是应用专业的，常在外面“拉项目”，“搞创收”，学生成了廉价劳动力，干脆以“老板”称呼导师，师生关系变了味。

　　许：这是彻底颠覆传统。也有的是完全承袭传统，学生和老师之间仍旧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得“山门”，不管导师教得好不好，自己学的对不对兴趣，学生都不得改换门庭，只能乖乖地“从一而终”。

　　更明显的是在毕业时。学生忙着找工作，怎可能好好写论文？老师千叮万嘱，学生却不慌不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为什么？国外的毕业论文通不通得过，是学生自己的事，与老师的脸面无关。中国的观念，传统，弟子不及第，是导师教育无方，学生摸准了导师的心理，笃笃定定：不怕我过不了，就怕你面子上过不去。果真，导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给学生操刀修改，有的甚至改错别字。临答辩前，忙着请熟人，打招呼：敬请各位高抬贵手，一起抬个轿子，把学生抬过门。

　　记者：论文答辩也形同虚设？

　　许：到了春夏之交，答辩的论文如过江之鲫，应接不暇。我们学校里听说有一个教授最多收到过50篇论文，翻一翻提要就已经不错了。为求效率，博士生呼啦啦集体过堂。过去，一个博士生需“会审”一上午。如今，半日之内，三四个人全部过堂。

　　再说，中国人讲人情，“不看僧面看佛面”。论文答辩的评审都是同行、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其他人都OK了，我怎好意思NO?此番人情风刮过，无人幸免。真有执法公正的“包公”，反成了人人侧目的“妖怪”，经常有一些博导，毕业论文逐字看来，所提问题，无不让人张口结舌。几个回合下来，论文答辩再也没人请他来了。

　　“想想看，如今读书最辛苦的是谁？”

　　记者：凡此种种怪现象，难道都是扩招惹的祸？

　　许：不能把扩招一棍子打死。解放前，全国总共只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1950年到1965年，偌大的共和国，研究生只有两万多。从1978年到1999年的20多年，也只有77万人，这和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不成比例，和经济建设要求也不相符合，扩招便是必然。

　　然而，问题是，如今“大跃进式”的扩招，似乎更是为了缓解当前的就业矛盾，而忽视了高校教学、科研本身的能力。看看数字：2001年15.6万，2002年19.5万，2003年27万，2004年33万。今、明两年的研究生招生数，接近于过去20年的招生数。预计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数量将是世界第一。

　　当某项举措不是由于内在动因主动生发，而是由外部压力驱动而被动产生时，势必仓促上马，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师资、设施、就业……

　　照理说，教育应该是金字塔，越进入到精英教育，越严格才对。可想想看，现在读书最辛苦的是谁？小学生。中学生比小学生舒服，大学生比中学生轻松，研究生比大学生悠闲，最开心的，就是博士生。为什么倒了过来？我看，现在整个的教育体系就是倒置的。义务教育精英化，淘汰率高，考不上重点中学就等于进不了好的大学，就等于没有好的工作，就等于前途没希望。初中的课程内容加到小学生头上，高中的内容加到初中生头上，小小读书郎，都在力拼重点学校。等到挤进了大学的门槛，长舒一口气：没有淘汰了，可以混日子、等文凭了。

　　记者：有一种说法，“本科生一流，硕士生二流，博士生三流”。你怎么看？

　　许：“研究生的质量不如从前”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了。如今的硕士生，学科素养和研究能力，相当于20年前的本科生；博士生写出的论文，20年前的硕士生完全写得出来。不少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本科生继续教育”，只是把本科时间又延长了三年。

　　几年下来，一些国家的教育界乃至企业界也都知道中国教育的特点：中学生、小学生，基础扎实，训练严格；本科生，好学上进，素质不错；而研究生则是质量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会碰上水货。

　　曾经，在科举制度的延续下，中国人很看重文凭。本科、硕士，博士，相当于秀才、举人、进士。过去“学而优则仕”，如今则和工资挂钩，和职称挂钩。然而，观念总要在事实面前转变。当文凭泛滥、泡沫膨胀时，真正受害的，还是那些学生。

　　何必都挤“研究型大学”一条道

　　记者：可是，尽管如此，不少高校还是对培养研究生青睐有加，纷纷制订规划：若干年后，研究生本科生之比达到1：1。

　　许：大大小小的高校全奔着“研究型大学”而去，也是一怪。为何都挤“研究型大学”一座独木桥？有现实利益的考虑，博士生、硕士生多了，经费就多了。然而，更有一种“情结”，似乎研究生多了，自然而然就成了研究型大学，学校的档次就自然上升，在教育界就树起了响当当的牌子。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学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各个大学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类型性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和评价标准。有个性的就是好大学，有独特风格的就能做百年老店。

　　以美国为例。哈佛是一个标准，高贵的人文博雅传统；斯坦福又是一种理念，地道的美国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偏偏专攻形而下，以科技领先自豪。

　　美国的大学就像美国人一样，各有各的个性，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教育大超市里酸甜苦辣，味道齐全，学生们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试想，总是有一把快刀，将各个大学切斩得整整齐齐，大学岂不犹如规格化的螺丝钉一般，只有大小尺寸的区别？我们的高校是否也该换换新思路，将国际上的“多元”理念引进来，让每所大学都有个性发展的机会呢？

　　作者：采写/本报记者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