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历史之树的雕刻师

　　有的语言学家说，唯有“傻子”才去编词典，编词典是“下地狱”的事情。可是，信息化社会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愈来愈高，把国家制定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融入老百姓日常的语文生活，辞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怀着这样的信念，百位专家花费11年心血编竣《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这部词典收词近7万条，是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李荣、许嘉璐先后担任首席顾问，曹先擢、柳斌、胡明扬等担任顾问，李行健任主编。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国家语委院内，一幢不起眼的旧楼里，记者见到正在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进行第九次校改的几位专家，他们讲述了这个以离退休专家为主的编写集体11年间的苦与甜。

　　让祖国的语言文字健康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编纂辞书的国家，西汉时期的《尔雅》和东汉末的《说文》，便是规范汉语言文字这条绵长河流的滥觞。翻阅不同时期的辞书，一字一词的枯荣里可见历史的变迁、社会生活发展的足迹。

　　将目光拉至今日，辞书可谓汗牛充栋，但语言文字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混乱与不规范现象却俯拾即是。比如“莫名其妙”与“莫明奇妙”的混用，将“橘”字错误地简写为“桔”……除了这些不规范的用法，社会语文生活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鲜而具有活力的词汇，如已经家喻户晓的“鼠标”“作秀”“电子邮件”；有的词语出现了崭新的意义，如反映社会扭曲状态和有害现象的“人妖”“病毒”“艾滋病”。纷繁杂沓，令普通人倍感困惑。语言学家们从语言文字在社会事象里呈现的细微变化中，敏感地捕捉着这些发人深思的信息。

　　吕叔湘先生曾说：“随着语言的发展，总得有新的词典来反映语言的变化；随着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修订和增加，总得有新词典来体现。”

　　为了维护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信息性和活泼性，辞书家族需要各种新的成员。编写一部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服务的现代汉语新词典的设想，1987年就提出来了，但就当时的力量和对新编词典的构想看，条件还不够成熟。直到1992年春的那一天，吕叔湘先生把曹先擢和李行健请到家中，让他们一左一右坐在身边，然后说，“词典还是要编，现在也可以做了……”于是，编写词典的准备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启动了。

　　这一工作被国家语委列入“八五”计划。11年的岁月记载了学者们的辛勤耕耘。曹先擢先生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经历的特点归纳为八个字：由小到大，不断提高。1998年，编写组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字头部分，按照字典的特点，编纂成《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荣获了1999年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之后，编写组又编纂了《小学生规范字典》《学生规范字典》《中学生规范词典》《成语规范词典》《异形词规范词典》等15部“规范”辞书。市场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使编写组备受鼓舞。与此同时，对主项目即《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注释稿也在一遍遍进行修改加工。

　　编写组专家说，真正要出一部好词典，需要反复打磨。去粗方可存精，百炼才能成钢。他们用“否定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书稿，落到纸上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无数次辨析，可以说是精雕细刻。像语言历史之树的雕刻师一样，他们在时光中雕刻，剔除掉语言历史中臃肿、松软的部分，留下质实、明晰的骨骼。

　　让每一个词身世历历，来路清晰

　　吕叔湘先生曾要求编写组：“要编一部新的词典，就要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规范——是在李行健主持下15部“规范”辞书的首要特点。

　　凡是国家有关部门有明确规范标准的，辞书全面贯彻落实。比如，为了执行有关科技术语和计量单位的规范标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原释义中的“白血球”改为“白细胞”，“心肌梗塞”改为“心肌梗死”。不少语言领域尚无国家的规范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为所有语文现象制定出一套统一的规范标准。对于这些，词典通过释义和例句等的示范性发挥引导作用。比如成语“空穴来风”，已有词典有的注释为“事出有因”，而有的则注释为“无稽之谈”，还有的注释为既指“事出有因”又指“无稽之谈”，释义纷纭使读者无所适从。按照社会约定俗成和因势利导的原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其注释为“从前指事出有因，现在指无稽之谈”，用概括的词语分清了历史与现在，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

　　词典还在有些词条的末尾伸出一只生动的“小手”，用图标方式进行“提示”。这样既从道理上讲清了有关规范的情况，也达到了积极干预语言生活，推进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比如辨析“连”和“联”的用法异同时，《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提出“‘连’侧重相接，‘联’侧重相合”，“连日、连年、连续、连接、株连、牵连”等词语中的“连”不要写作“联”。又如，“像”跟“象”作名词用时，究竟什么时候用“象”，什么时候用“像”，“提示”也作了明确的界定，解决了人们使用中的困惑。

　　为解决读者实际运用中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遵照词义的发展脉络排列义项，让读者看到词义内在联系的线索，了解各义项之间的引申关系，同时还给词(字)标注词性，方便语言应用。编写组专家力求从语言文字的历史渊源出发，经过自己亲手梳理的每一个字，每一组词都身世历历，来路清晰，让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能够看到祖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条浩瀚大河的来龙去脉。

　　同吃同住同劳动

　　主编李行健先生是这群老专家的“管家”，他将他们的工作方式概括为“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种工作方式的最后形成缘于开始时遭遇的挫折。1992年的盛夏，编写组赶“热”召开论证会，培训编写人员，收集词条，注释词义，忙碌一年多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第一稿出来了。但大家在兴奋之余很快发现太粗糙，只能推翻重来。于是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不得不调整队伍，改变方式。业余搞不行，就主要依靠离退休的老同志；分散搞不行，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1995年，编写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别设立了编写点。后来全部集中到北京，几经搬迁之后来到了语委大院内的这幢楼。人最多时有三十几位住在这里，两人或三人一间，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

　　编写组草创时，床是四个凳子放块板搭起来的，床脚不平就垫块砖；写字台、沙发等后来添置的家具也是从别的单位淘汰的办公用品中“捡”回来的。说到起步时的艰难，李行健的语气很平淡：开始时由于手里的经费很少，只能管大家的一日三餐，很多老专家是带着退休金来到编写组的。他们一不用国家编制，二不靠国家拨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白手起家，确实是新时期开发知识产品的重大创举。

　　编写组成员的生活一如房间里的陈设般简单：一副床板、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飘逸着书卷的清香。除了工作便是休息，心无旁骛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自己要辨析解释的每一个字词，真是“朝思暮想”，几乎每天吃饭、睡觉、走路都在思考自己手头的工作。有的老同志甚至半夜惊醒，说自己梦中为某个词语的释义跟别人争论不休，真到了如醉如痴、梦寐以求的境界。“咬文嚼字”，成了每个人乐此不疲的习惯。路上马上厕上，古人所谓的“三上”已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规律。

　　见到应雨田先生时，他已打点好回家的行囊，但仍恋恋未走。他是湖南常德师院的老教师，1998年3月，接到编写组的电话，这位研究方言和词汇的专家便直奔北京。“编写组不拘一格、用人所长。我是偏僻学校的无名小卒，来到这里几个月后就担任了副主编。”右眼几乎失明的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逢节假日有时整个楼道只有他一人。他说：留下，是为了这份他所热爱的事业，为了报答编写组的知遇之情。

　　虽说简朴，但并不单调，专家们的生活如京剧般韵味十足。忽然走廊里传来清澈的京腔，“快马加鞭一夜还”，“同志们，满怀深情将你们盼，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这两句京剧唱词唱出了编写组的两个“典故”。外地同志每年有寒暑假共两个月，北京的同志则每周末休息两天。可由于放不下工作，北京的同志往往周末只在家里呆一夜，换洗了衣服，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于是大家以《四郎探母》中的“快马加鞭一夜还”来戏称。每逢寒暑假，人回家心仍牵挂，他们留心捕捉一切与词典有关的细节。例如有一位广东的同志探亲回家，听说附近产“橘红”，经了解原来是一种植物，而不单是指果皮或颜色。当他带着这一词条的新释义“胜利归来”时，大家戏谑地称他为“侦察员”。其实编写组成员人人都是词语“侦察员”，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语言敏感性注视着社会语文生活的动向。

　　甘于寂寞的人未必真的寂寞

　　“学问往往在默默的坚持中趋于弘博精深，能力往往在人格的修炼中臻于完美成熟。”编写组成员这样总结他们11年的得失。曹先擢先生编写一个“打”字的释义，整整化了3个月的时间。为“授权”和“受权”这两个词的辨析，编写组从语料库中分别查了300多个句子……编写词典是一项百科全书式的工作，需要庞大的知识积累，不仅要对语言文字本身有深邃的研究，对民俗学、地理学、天文学，乃至相关的现当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储备，要求更是永无止境。请教业内专家、查找各种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最后都要经过自己的理解与体会才能行诸文字。

　　编写组的钮葆先生说，甘于寂寞的人未必真的寂寞。经年累月的艰苦劳作中，他们也找到了与自己心性契合的营养。这些知识，这些字、词，以及字词所蕴涵的文化含义，都被他们当成自己“珍宝”深藏在心底。这就是这项工作本身带给他们的最丰厚的奖赏。“弄明白一件事情背后的道理，比当一回波斯王都快乐”，这句阿拉伯谚语道出了他们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的难以与外人道的乐趣。

　　灵气与才情深刻内敛而成的辞书，经由读者的认同才能植入社会生活，进而引导语言文字的规范。有一位老教师查阅他们编的《小学生规范字典》，搞懂了一个长期困扰她的问题：“凹”与“凸”的笔顺，她为此兴奋不已。有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称为“绿皮书”，随身携带以解疑释惑。有的读者看到字典画“小手”标志所提示的内容，大呼“解渴”。

　　说长不长的11年过去了，吕叔湘、李荣、张清常等几位先生先后作古，刘钧杰、曹聪孙、赵丕杰等几位专家也病痛缠身。副主编季恒铨先生谈到此处十分激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真正能干成一件半件对国家有益的事，当无愧此生。”在季先生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他们心中的坚定，他们在做这件事时，始终怀着伟大的冲动。因他们从事的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工作。谈起词典即将竣工，他们个个无不欣悦而自豪，但是他们始终不忘11年来关心着他们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们，始终不忘11年来热情帮助他们的中国语言学界同仁，始终不忘11年来一直支持着他们的各大出版社及编辑部。因此他们说，事业的丰碑将属于一切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人。碑体上虽不能够镌刻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是由他们的心血凝成的事业将前承古人，后启来者，成为祖国语言文字工作征程上的无名英雄。(新华社记者 周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