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时的一场高烧改变了陶令的一生。

　　那场高烧给他留下了一条比正常人羸弱的右腿，以及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求职阴影。

　　疾病

　　在上海市莘庄地铁站的南广场，陶令朝记者走来。每走一步，身体都会向右边微微一沉，然后再走一步，再一沉。

　　3岁那年，家住安徽芜湖一个小乡村的陶令得了一场大病，接连发了几天高烧。

　　等烧退之后，母亲发现陶令的腿出问题了：他再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在乡间自由地追逐、嬉戏。这才知道，陶令得的是“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又叫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见于婴幼儿，表现为肌肉瘫痪，运动功能障碍，但智力不受影响。据1987年普查推算，我国约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183万人。

　　这场疾病在陶令身上留下了明显痕迹：右腿肌肉轻微萎缩，右腿比左腿短2厘米。

　　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对陶令的童年造成太大的影响。他每天和小伙伴一样，走十几里的路去上学。身边的伙伴并没有觉得陶令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他比同龄人更加痴迷文学。

　　一败

　　高中毕业后，陶令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被镇文化站要了去。

　　但文化站的工作没有多少“文化含量”。陶令实际上成了镇政府的勤杂工，诸如去乡里收个费、征集农民修路之类的事都要他去办。

　　在文化站，陶令第一次因为腿疾遭受心灵刺伤。

　　有一次，镇长让他去牵一头猪，半路上猪挣脱绳子跑了。陶令不能快跑，自然追不上那头猪。回到镇里，镇长当面也没说什么，但第二天有人告诉他，镇长后来说了：“连头猪都抓不住，要这种人有什么用！”

　　陶令决定先离开镇里。1996年，已经通过自考拿到大专文凭的他，考上了南京大学作家班。

　　两年的脱产学习之后，陶令又拿到了本科文凭，但也彻底结束了镇文化站的工作——镇上告诉他，在这两年里已经有人顶上你的位置，你不用回来了。

　　1998年陶令来到了芜湖。这一年他34岁。

　　再败

　　陶令回忆芜湖的生活，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遗弃”和“伤心地”。

　　1998年芜湖市广播电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8名工作人员，刚刚拿到本科文凭的陶令兴冲冲地去报了名。

　　经过几轮的业务考试后，有朋友私下向他透露，他的成绩在应试的几百人中名列第五。

　　最后一轮的体检并没有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检查，但陶令还是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医生。

　　“一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二来我也没觉得这个后遗症会影响我工作和生活——平常在家里扛煤气罐这种重活都是我做的。”

　　然而，陶令的诚实换来的是广电局招聘落选的事实，理由是“腿不好，扛不了摄像机”。

　　陶令找到广电局领导的家里，希望能够让他做编辑。

　　第一次去，领导说，我们这里工作忙起来是采编合一的，记者和编辑都要往外跑，你的身体不合适。

　　第二次去，领导闭门不见。

　　第三次，第四次……

　　芜湖市人事局的一位同志也为陶令感到可惜，就把他推荐给芜湖市经济广播电台。

　　而经济广播电台的一位负责人认为，陶令的“腿不便利，不适合做记者”。

　　陶令又一次被拒之门外。

　　三败

　　当时，刚好芜湖市的一家报纸需要人，市人事局又把陶令推荐过去。虽然一时没有编制，但陶令想，先落下脚，总会有机会转正的。

　　按照报社的规定，新进人员都要从校对做起。但陶令做校对一做就是3年。

　　2001年，当初和陶令同时进报社做校对的同事几乎全都被调去做记者、编辑了，只有陶令还被留在校对岗位上。

　　陶令终于忍不住了，直接找到主编：“和我一起进来做校对的都调走了，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调去做记者呢？”

　　主编说，我们也想把你调去做记者，但是你的腿……

　　陶令说，那我做编辑也可以啊，编辑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的。

　　主编足足好几分钟一言不发……

　　这一年，他37岁。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招聘单位35岁的用人年龄上限。

　　四败

　　2002年，心灰意冷的陶令离开了芜湖。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上海莘庄买了一套房子，满心希望上海的生活能给他一个新的开始。

　　在上海，陶令又尝试了一次求职，但结果与在芜湖的经历大同小异，无非是在他的旧伤上再添一道新痕。

　　“一家上海的杂志社招编辑，我去面试了。杂志主编一开始并没有看出我的腿有问题，和我谈得挺投机，已经答应把几个版面交给我负责了。然后我告诉她我得过小儿麻痹症，腿有点问题，她的态度立刻就变了，开始吞吞吐吐，说‘这好像有点麻烦……你的年龄恐怕偏大了，要不你还是回去等我们消息吧’。”

　　这时的陶令已经38岁了。对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彻底失去了信心。

　　绝望

　　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给陶令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每次求职时，别人的异样目光对他都是一次新的伤害。

　　在芜湖做校对时，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一座中山桥。“有时候我真想从桥上跳下去，但想想自己跳下去了，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

　　在外人面前，他不愿意过多谈及他的右腿。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他的腿疾并不严重，不仅可以走路、骑车，家里的重活也是他一人包揽，这条腿并不会影响到他工作。陶令总希望在别人的眼里，自己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能够享有和正常人平等的待遇。

　　他困惑，“我常常有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会有孤独感，甚至对整个社会产生敌意。我只是一条腿有轻微残疾，我不需要社会的救助，相反我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职位，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为什么连这个最起码的机会都不给我呢？”

　　漂泊

　　上一次面试之后，年近不惑的陶令几乎已经放弃了求职的念头。在上海西南面的小家里，陶令开始了他的自由职业者生活。

　　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对于许多城市人来说，也许是一个时髦的选择，但对于陶令来说，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每个月的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总要付，女儿每个学期的学费总要交，欠的房款也总是要还的。

　　家里最现代化的莫过于书桌上的一台电脑。而呈球面凸出的电脑显示器，一看便知是四五年前的产品。陶令轻轻拍了拍电脑：“这是我2000年买的，也是我这些年来谋生的工具。”

　　陶令生活中的主题就是写稿：给所有能联系上的媒体写稿，只要是能赚钱的，什么题材的稿子都写，从故事到随笔到通讯。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三四千元的稿费，少的时候只有一两千，最少的一个月只有几百元。

　　和收入的不稳定相比，与整个社会的隔绝才是更可怕的。

　　陶令很少出门，和编辑的联系也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

　　“整天呆在家里会有一种隔绝感，好像我不属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不属于我了。”陶令说，除了爱人和孩子，他几乎没有机会和陌生人面对面地交流。

　　陶令用一个“漂”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没有固定的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漂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过了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怎么过；户口和人事关系都留在了老家，虽然人在上海，却无法享受上海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老了以后怎么办呢？只能一直写下去，写到写不动为止。”他说。

　　面对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陶令有时感觉自己处在“崩溃的边缘”。

　　今年陶令40岁。不惑之年的他仍然不明白，究竟是这条腿造成了他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障碍，还是什么因素制造了这个障碍？(本报见习记者戴敦峰)

　　陈林今年34岁。

　　2002年底，她通过了深圳市国税系统公务员招考，却没能被录用，惟一的原因是身高不足1.5米。人事处给她的答复是：《广东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第12条清清楚楚地写着，“男性身高1.60米以上”、“女性身高1.50米以上”才可视为合格。

　　其时，陈林已经在国税系统内部以合同工的身份工作了7年。

　　她说：想起来就流泪，头痛，睡不着觉，心上戳了一块疤。听了人事处的回答，她的反应是“不服！就是不服！”这是陈林做合同工七八年来，惟一一次在单位里说这么硬气的话。

　　2003年2月，她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被告方是深圳市人事局和深圳市国税局。她说：“我这相当于把自己的‘父母’给告了。”

　　一年多的时间在等待中过去。2004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送达手中，两级法院给她的回答都是“不予受理”。

　　这是“意外之后更大的意外”。

　　“按规定办事”？

　　记者：这次内部招考通知上公布的报考条件有身高这一项吗？

　　陈林：当时通知中规定的条件是：35岁以下、有大专文凭、深圳户口、参加工作一年以上。根本没有关于身高的要求，而且报考时，我按照要求提供了户口簿，其中“身高”一栏清楚地记录了我的身高为1.47米，我没作任何隐瞒。报考材料经国税局、人事局审核后，我就领到了准考证。

　　记者：成绩和录用名单是何时公布的？

　　陈林：考试后很快就公布了成绩，我排在第50位。当时看到考分，我高兴得简直想跳起来。2002年7月30日组织我们去体检，到10月11日，又组织部分考生复检，通知说复检的标准是《广东省国家公务员录用实施细则》。那时候有些传闻，说可能对身高有限制，我安慰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当初核发准考证之前就应该限制呀。

　　后来公布出来的录用名单上没有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记者：对于成绩合格但不予录用的人，录用名单公示原因了吗？

　　陈林：没有。我去人事处问，他们说落选的原因是身高。市人事局依据的是《广东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那上面规定：“女性身高1.50米、体重42公斤以上”，才视为合格。

　　对于我的询问，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按规定办事”。

　　记者：七八年的工作中，有没有因为身高的原因感到适应工作有困难？

　　陈林：没有。我在国税工作这么多年，心情一直很愉快。1998年到2000年，我连续三年被评为深圳市国税系统先进工作者。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区国税系统的先进工作者。评选都是单位职工无记名投票的，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身高问题而歧视我。

　　记者：人事部门对这项要求的解释是：国税局是执法部门，执法威严对身高、形象有一定的要求。

　　陈林：我在国税系统工作了这么多年，对纳税人而言，他们最看重的是你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而不是身高是否在1.50米以上。纳税人并不知道我是合同工还是公务员。

　　“丧失理智”去告状？

　　记者：递交诉状后的情况怎样？

　　陈林：2003年2月，我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递交诉状，几个月以后，裁定书下来了——不受理。原因有两条：一是没有证据证实我不被录用是因为身高的原因；二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任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的代理律师认为证据应由行政机关提供，公务员录用并非行政系统内部的人事任免。我们上诉到深圳中院。但是中院的裁定结果还是不受理。原因就一条：公务员招录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人事管理。

　　记者：同事、家人知道后有怎样的反应？

　　陈林：许多同事说我“命不好”。打官司的事根本没敢让家里的老人知道。公公和婆婆听说因为身高没能被录用为公务员，他们嘀咕着说：“政府会这样吗？不会吧？”

　　其实我不想打官司。我知道这相当于把自己的“父母”给告了。促使我最终下决心采取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是因为希望法院能够给我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

　　一个反歧视的符号？

　　记者：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来，因为身高的原因受到过其他区别对待吗？

　　陈林：没有。其实，在生活中和我差不多高的人还有很多，读书、工作全凭自己努力，和大家的关系也都融洽。倒是这一次的事情，心里难受。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陈林：我可以申请再审，但现在还没定。

　　工作上目前看来还是维持现状，如果有一天让我离开国税，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的工作，毕竟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度过。

　　记者：接到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你什么感觉？

　　陈林：我原来对法律是很有信心的，万万没想到不被受理。这是我30多年来第一次和法院打交道，还是向两个政府部门提出诉讼——可能丧失理智了吧。

　　裁定书没下来的时候，我老是问律师：开庭那天，我能不能不去？我有些害怕。毕竟我还要在这个环境中生活下去。打官司是因为我心里放不下，现在我挣扎了，争取了，自己心里就好受一点。但同时压力也更大了。

　　我丈夫说，官司的结果是输是赢都不那么重要了。我丈夫一直说，要对社会有信心。(本报见习记者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