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邹检平是在团中央主办的“2003年海外学人归国创业周”论坛上，面对台上星光灿烂的成功者，他朴实的提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生物技术企业成功的要素是什么?当时记者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学者创业会有怎样的历程呢？

　　归国创业不走回头路

　　骆翰

　　中关村创业大厦是“上地”的地标建筑，面西南背东北，稳踞中关村产业区门户之地。它身后北侧是联想等一系列高科技公司的总部，它东侧有一排不太起眼的库房式楼房。几经辗转，记者在其中找到了邹检平的“北京健平九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也找到了一个学者创业的坚韧故事。

　　归国，有一千个理由

　　身材不高，相貌硬朗的邹检平博士198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衡阳医学院医疗系。之后的10年除了3年同济大学的医学硕士外，一直是个临床的大夫。从湖南医科大学湘雅附属三医院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住院医到主治医，从头到脚把自己历练了一遍。在城里住久了自然地对城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1994年以色列BEN GURION大学医学院邀请中国医生前往进修时，邹检平第一个报了名，并一头扎进了从事抗癌药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1995年出于同样的理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通过医学博士考试。有了学位没有理由不认真做点研究，在美期间，邹先后于THOMAS JEFFERSON大学及MCPHAHNEMANN大学作博士后，从事癌症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于2001-2002年先后在GLAXO-SMITHKLINE (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美国国立FOX CHASE癌症研究中心任高年资交流科学家和副研究员,从事抗癌药物的细胞生物学研究，成绩卓著，成了一位业内知名学者。有了7年的积累，又有了在乳腺癌基因的网络调控领域世界领先的老板，他不但顺利地拿到了在美国的行医执照，还通过实验室争取到了25万美元的专项研究资金，但就在这时，年已不惑膝下已有二女的邹检平突然感到强烈的燥动，要回国了。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邹检平给出了五个当年回国发展的具体理由，首先是一种使命感，他看到一些创业者的先例。他所在的实验室，老板是印度人，是一个在美国当医生后来成功创业的典型，他的一个同事则是来自台湾的教授，给他讲述了台湾新竹年高科技园区当年的回归创业热潮与今天的发展情况。这些都让他意识到一些新兴的产业都是在高科技创业者义无反顾的投入诞生的，在这个技术竞争的领域，没有人会把最新最好的东西白送给你，没有人去创业国家就会出现产业性的空白。只有创业者能立住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才有发言权，才有发展前景。当国家、社会需要你时，你个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回报。二是他回国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2000年他第一次回国就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海外学人归国创业周活动，就受到了当时国家副总理李岚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感受到了国家对留学人才需求之热切。“国家吸引你就说明中国现在已经有这个需要”，而无论在哪儿创业，政府支持的力度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没有第二次的可能。第三，一张小广告让他的爱国意识突然爆发。在一个汇集了各国各地区人才的国际实验室工作本来给邹检平一种良好的感觉，但一旦深入美国社会，哪怕只是费城，就总有一些旁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次他看到公寓墙上贴着的一张中文的招保姆的广告上被人批满了英文，有的说“这是美国，你必须说英语”，有的说“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甚至有人说“这是美国，如果你不说英语，回去”。这张小纸条让他感触良多，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他们对自身语言，自身空间的看重却能折射出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不就是一种我们说的“爱国主义”，美国人能爱自己的国家，“我却在异国为了实验室优厚的金贴沾沾自喜”，这一突发的小事让邹检平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告诉自己爱人，要回国创业了，不论多难。第四，“9,11”事件以后，美国强化了对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邹检平意识到只有自己创业，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里而不受制于人。第五，邹检平认为自己是临床当医生出身的，后来的经历使他认为从国家的角度讲，在某个专门领域，创业比做医生或单纯的研究更有意义。同时长期的临床培养造成自己比较喜欢实用的东西，对中国的医院需要什么产品也比较清楚，在创业过程中可以选择离临床比较近的，需求迫切而产业周期又不长的项目，然后再形成有抗风险能力的产品链；第六，第七……连起来就回国。所有这些想法促使邹检平一方面加紧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主动积累一些创业资本金，在妻子的默许下，认真地做女儿的工作，准备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国创业了。

　　创业，虽千回而不悔

　　或许创业是不需要理由的，它需要的是个过程。邹检平抓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可以一次性对几乎所有实体肿瘤在患者血液中的标志物TK酶蛋白做出检测这一世界领先的诊断技术，开始了在国内的创业。

　　生物技术领域的创业，技术资本和启动资金同样重要，有了技术蓝本，邹检平利用在国内多年积累的关系多方筹措，初步圈定了500万元的启动金，同时，自己技术入股及并投入在美国积累的一部分自有资金，以35%的股份成为拟意中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开始了对国内选择创业地点的认真选择，从2001年开始，他先后考察了烟台、长沙、苏州、天津，最终选择了北京。选择地点的过程也是对各地创业环境了解和比较的过程，北京对留学生面议就像一把双刃剑，这里的创业成本相对较高，这里不仅是物业费用，还有交通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劳动力资本等等，作为不惑之年只身创业的留学生，这些都是要认真计算的。但与此同时，北京高科技园区建设领全国风气之先，她的市场辐射能力，高层次人力资源集中程度，政府服务水平，还有园区内的创业园小环境在全国范围内是有一定优势的。地点一定，当时还身在美国的邹检平长松了一口气。他在国内的董事会更是帮他预订了海淀创业园中的房间。可留学生创业偏偏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当2002年邹检平真的带着女儿回北京时，几个股东已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变化了其余65%股权的持股结构。对方的理由很简单，要增加资金的保险系数，防止个人携款而走的可能。一种无形的压力让邹检平想到了法律援助的必要，一位律师友人给他的建议是，作为董事长他应当用制度的形式把自己的决策权和应当承担的资金风险责任明确下来，即给对方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约束，让双方达成信任。方案有了，但董事会最终没能达成一致，还没开过几次会的董事会解体了。原来认为不成问题的资金成了问题。

　　退回美国去吗？虽然那是一种看似平稳的选择，但这不是邹检平的性格，一件他看好的事，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做到底的，他没有给自己留退路，租来的房子我就用，女儿来了就给安排学校。没有钱就自己去找钱。他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创业计划，缩小成本，提高产业化程度，发展技术思路，与海淀创业园充分合作，使自己的项目先后获得海淀区科技发展基金的项目资助和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小额资助，同时成为北京市人事局择优资金资助项目及北京市人事局向国家人事部推荐优秀项目，这些基于技术含量的国家资助有力地帮助邹检平完成了产品所需的前期技术准备；另一方面，他与原股东中热心其项目的友人共同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最终建立了新的股东班子，虽然资金量没有原来大，但由于是自己亲自组建的董事会，大家给予了邹检平充分的信任与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这时，邹检平创业在资金上的这道门槛，才算真正迈过去了。

　　有了基本的资金准备，先前选择在北京创业的种种优势也都显现出来。创业园给了邹检平充分的信息支持，经常给他做各种咨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问候也会给他很大的帮助。一次园区主任不经意地通知他“酷蓝公司融了2000万，就看你的了”，他立刻了通过这最新的信息了解了新的融资渠道和产业动态。同时在人才方面他也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师从国内著名抗生素专家王以光教授的龚勇博士在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与邹检平相识，现在被邹招至麾下，并为整个公司提供了优越的实验环境。1996年赴以色列攻读生物博士的抗肿瘤免疫专家宋小平也参与进来。就在所有工作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时，非典又几乎给整个团队放了个长假……所有的成本被压缩到了最低点，所有员工上班时能不打车就不打车，邹检平甚至作好了把两个女儿送回美国的准备，最终，人的意志占了上风，到2004年初，所有技术环节都提前完成，产品样品试制成功，并正式开始申报国家认证。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邹检平认真地问台上颇有成就的归国学子，生物技术企业成功的要素是什么？记者记不清天津泰达生物园CEO刘建亚回答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刘建亚在发言的结尾说：虽然生物医药行业注定要把人磨到35岁以上，把资金集中到百万量级以上才会小有成果，但毕竟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医药大国至今只有不到400家纯粹的生物医药企业，而与一个经济强国相适应的发展水平是至少5000家生物医药企业,这是一个全力投入，永不言悔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