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宏伟

　　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有一批美国学者多年来一贯主张推动双方互相理解，并把毕生的心血花费在了解中国、向美国介绍真实中国的事业上。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斯坦利·罗森就是其中的一位。日前，罗森再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和调查，他向本报记者介绍了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12次带领美国代表团来华考察

　　今年61岁的罗森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语速甚至比一般中国人还要快。当记者对此表示惊讶的时候，他谦虚地解释说：“哪里，哪里。我从大学开始就研究中国，一路钻研到博士学位，已记不清来中国多少次了。”

　　由于对中国非常了解，美中关系委员会从1985年到2001年委托罗森12次带领美国学术代表团，其中包括著名的福布莱特基金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福布莱特基金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基金会之一，由政府出资进行对外交往。他还数次带领美国校长代表团和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前往中国，在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等地参观，请中国学者为代表团讲课。他也定期接见中国几所著名大学选送的赴美学生，如复旦大学每年派到华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代》杂志实习的优秀学生。

　　罗森说，美中关系委员会成立于1971年，接受政府资助和各方捐款，曾为中美两国建交作出了很大贡献。如今该委员会在美国开展的活动很多，但美国官员和学者对它的态度却存在很大分歧。右翼官员和学者认为，该委员会过分忽视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因此普遍对其抱有不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赫尔姆斯甚至劝说政府停止对委员会的资助。而左翼的官员和学者则普遍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他们认定，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并非宣传中国，而是让美国人更了解中国。罗森说，公允地讲，委员会所做的努力是积极的，不公正的批评更让这个委员会感到了存在的价值。

　　用电影讲述中国社会

　　罗森的主业是南加州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因为“让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非常重要”。罗森现在开的课有《中国政治》、《东亚社会》和《中国政治与电影》等几门。罗森说，《中国政治与电影》是他的首创，选这门课的学生不少，因为通过电影来讲解社会不但有效，而且有趣。

　　罗森举例说，《林家铺子》就很能反映中国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政治思潮。他认真地解释说：“《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小说里对小资产阶级并没有怎样批判，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而1959年拍成电影就不一样了，小资产阶级在电影里被批判的意味重了。我们从这个改变可以看出统战工作当时有所改变，但因为茅盾当时还是文化部长，所以变化还不太大。而到了1964年，媒体对这部电影就开始大肆批判了，认为电影里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还不够狠，是在搞‘阶级调和’。老实说，茅盾写得很真实，林家铺子的老板对他的店员不是太苛刻，因为毕竟他们之间有一层亲戚关系。《林家铺子》从小说到电影，再到对电影的批判，我们就能从中看出中国政策的变化。”

　　学生的体会如何呢？罗森说，学生在经过讨论和引导后有不少能分析得挺到位，很多学生因此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兴趣，有的还去图书馆借了相关书籍。

　　罗森也在课堂上进行过一些调查，他发现，大多数学生更喜欢中国第5代导演的电影，如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导演的电影。罗森说：“我给学生们讲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我问他们的观后感。有学生说，看了这两部电影，他们发现‘中国人是个很敢于审视自己的民族。’他们总结的挺好。”不过，罗森说，他从电影中也能看到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几年前他看另一部中国农村电影时，就感觉导演对农村有一种鄙视，“导演似乎认为，农民有点聪明也是‘小聪明’,这样想很不好。”

　　正在研究“海归派”

　　罗森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他的研究已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过很多调查后，他在最近发表的《中国青年思想的变化》中探讨了中国青年人思想上的种种变化，如年轻人流行文化的变化、偶像的变化、对钱的看法、对不平等现象的反应等。

　　罗森说，这次他来中国做了两个研究。其中一个是关于台湾、大陆和美国的关系，以后他要就此话题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主题演讲。另一个是中国的“海归派”的现状。聊起这个话题时，罗森问我：“这次有个中国学者告诉我一个新名词———‘海待派’，就是有些‘海归’回来后待业了。我正准备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情况。”(斯坦利·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