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平潭县街头仍可见到往伊拉克招工的小广告

　　“2003年英美联军攻打……何处？——伊拉克！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何处？——伊拉克！！！伊拉克是世界石油大国，自战后遍地疮痍废墟一片。今天，伊拉克万业待兴，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商机……朋友们，想出国就好好抓住机会！”

　　这是近几个月来，一条并不为福建省平潭县各镇乡民们所陌生的出国劳务信息。

　　在通往敖东镇的砂石路两旁，一片片白沙地上，矗立着一根根密布高压电线的水泥杆。几乎每根水泥杆上都张贴着形形色色的小广告，除了政府通告、医疗广告之外，最突出的就是各种出国劳务信息。

　　“不幸”的是，自本月12日以来，通过这些广告介绍出去的7名平潭老乡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消息，已经使这些广告的可信度遭到了彻底的嘲弄。才几天的时间，这些广告大多已被人撕去。

　　“现在来看，觉得太可笑了。可是半个月之前，我们都觉得它是我们的救星。”前天，家住敖东镇平礁村的李良娇从身上摸出一张她在电线杆上撕下来的广告，哭笑不得地说。

　　通过这张广告纸上提供的信息，她的弟弟李桂武和她的丈夫魏为龙，怀着致富梦想，先后在3月8日和4月9日踏上了去伊拉克打工的旅程。但在4月12日，两人在伊拉克同时被绑架。与他们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另外5名平潭同乡。

　　“去伊拉克的这些人太盲目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那里是战场吗？”家住平潭县流水镇新湖村的李国平说。去年6月，伊战开始之后不久，他从也是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回到了家乡。没想到战事正酣的时候，他的一帮老乡却铤而走险去了伊拉克。

　　［出国淘金］

　　生活窘境让他们甘愿去冒险

　　“他们是因为生活困难才铤而走险的。”流水镇东美村村支书高船禄这样对记者说。其实，此次在伊拉克被绑架的7人，在决定赴伊之前并非完全不清楚伊拉克的局势，虽然他们的家人可能的确不知道。但是摆在面前的生活窘境让他们甘愿拿生命去赌博。

　　49岁的陈孝金是7人中年龄最大也是家庭负担最重的一个。

　　陈孝金家在平潭东北部的流水镇东美村，低矮的石头房子建在半山坡上，30多平方米的面积却住了一家5口人。

　　陈孝金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他说这房子还是30多年前他年轻的时候建的，当时在村里算中等，现在是村里最差的房子了。这么多年只是不断地在屋里屋外加插树干加固，每到下雨天，屋里就到处漏水，大台风来临的时候，一家人都要躲到邻居家里去，不敢在自家呆。

　　陈孝金一直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为家里盖一栋新房子。这些年他做生意屡屡失败。现在，他欠下的债务大约10万元。

　　而与此同时，他年迈的双亲和三个孩子都在等着他拿钱回来买米、交学费。

　　“光给孩子读书一年就要1万多块钱。”陈孝金的妻子李珠珠说，“在家里已经没有挣钱的门路了”。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投资渔船失败的时候，陈孝金就办好了护照，一直在寻找着出国打工的机会，伊拉克是他好不容易才盼来的希望。

　　为了凑齐交给“蛇头”的劳务介绍费，这些家境贫困的“冒险家”不惜以2分甚至2分5的利息借来高利贷。4月12日电视上刚一播出7名在伊拉克被绑架的人质的姓名，债主就到被绑架者之一的李桂平家讨债来了。为了去伊拉克，李桂平共借了3万元高利贷。

　　而对于23岁未婚的李桂武来说，出国打工是与人生的头等大事——结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小时候他卖冰棒，长大了学摩托车修理，后来又学装修，但是直到出国之前他住的还是大哥的房子。他还有一个患神经病20多年的母亲和已经丧失劳动力的父亲。

　　“我们这样的人家，哪有女家看得上？他要结婚的话，起码要有自己的房子吧。”李桂武的父亲李宗兴说，到现在，他的儿子还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人上门提过亲，而村里家境好的男孩很多在18岁就结婚了。

　　［渔业经济的衰退］

　　湖头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人出国打工

图：在平潭的农村，除了打鱼外农民很少有其它的挣钱机会，于是出国务工成了致富的捷径

　　本来，平潭有着十分优越的发展海洋事业的条件。平潭位于福建东部，距离台湾72海里，由126个岛屿组成，主岛海坛岛是福建第一大岛，拥有海域面积2164平方公里，其中内海553平方公里，外海1611平方公里。全县有渔港22个。像平礁村，这个只有70户的小村，村边200米便是海。

　　但近年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竭，“靠海吃海”的天然规律在这里已经被打破。现在，平礁村依靠海洋生活的家庭仅约10户，而在十年二十年前，全村几乎100%是渔业人口。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本地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吴金泰说。

　　当地经济的不发达，导致劳动力明显过剩。平潭县劳务服务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吴萌说，平潭县的人口有近39万，土地十分稀少，加上原本就具有很多劣势，劳动力一直过剩，而作为平潭支柱产业的捕捞业目前资源已经相对枯竭，不少渔民纷纷转行，出国赚钱就成了唯一捷径。

　　“到国外务工是因为国外的工资确实会比在平潭高，大约有七成左右的人认为能够在国外赚到钱，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攀比心理。”平潭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吴兆永说。

　　以记者采访的流水镇的湖头村为例，全村总人口2500人左右，出国的就有500人，几乎是每家都有一人出国打工，村里很难看到青壮劳力。

　　［寻梦中东］

　　“在伊拉克一天只能赚3美元”

图：伊拉克七名中国人质被绑事件消息传出后，薛由贵的侄子放学一回家就集中精力打游戏，而他后面的婶婶已哭成泪人

　　平潭人到伊拉克务工，是从去年才开始的。

　　从去年下半年起，平潭县城乡各地就陆续出现“伊拉克招工”的小广告，这些广告声称“伊拉克重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去伊拉克务工可以很快地赚钱”。

　　13日，记者在平潭县钟楼乡见到林沙龙时，他刚刚得知他的儿子林金萍被绑架的消息。他告诉记者，今年27岁的林金萍去伊拉克已经快半年了，由于打电话不方便，好久他才能收到儿子的一个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在伊拉克，不仅赚不到钱，而且生活很艰难。

　　据林沙龙介绍，他们是去年11月初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后和对方联系的。

　　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一个老乡的电话，问去不去伊拉克，同行的还有8人。这个老乡还向林家保证，在伊拉克做劳务，每个月的工资能有三四千元人民币，只要交劳务费3.5万元就可以去。而在福建平潭，打工一个月只能挣1000多元，并且一年里只能有半年时间可以打到工。

　　林沙龙说，家里有8口人，只有两亩左右的地。家里的收入就是靠务农，收多少吃多少，不够的话还要去买。为了能赚到钱，他们给儿子借了3万多元。交了钱，林金萍的商务签证很快办了下来。

　　去年11月7日，林金萍和其余8个平潭人从深圳出发，要经过香港到伊拉克。在香港时，包括林金萍在内的5人被海关拦下。林金萍等5人回到平潭后，要求那个老乡退钱，可那个老乡不给退，还要他们再交4000元，安排他们从北京出发，途经俄罗斯到约旦。

　　于是，林金萍等5人交了钱，但到了约旦后他就打回电话说被骗了，在伊拉克一天只能赚3美元左右。在被绑架之前，林金萍在一家旅馆工作，包吃住，一个月100美元。而其余4人则每月花250美元合租一间房间，每人每天只能赚到3美元，经常吃不饱，找林金萍接济，日子过得很凄惨。

　　林沙龙没有想到的是，在出门谈生意的时候，林金萍却遭到了绑架。

　　在伊福建人可能还有30多个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经济参赞徐小溪说，这7名获释人质曾经在约旦逗留过一段时间，他们本想在这里找工作，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去了伊拉克。“约旦的外籍劳务市场比较规范化、法制化，零散的劳工很难在这里找到机会。”徐小溪说。

　　据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统计，目前驻约旦的中国劳工约有8500人，主要集中在约旦QIZ工业区的20家港台服装加工企业里工作。除了QIZ的正规劳工以外，约旦留给零散中国劳工的空间很小，因为约旦人口不过五百多万，市场很小，约旦本国的失业率已达13.7%。“没有技术、没有专业也没有项目保证的中国劳工，在这里找工作很难。”徐小溪说。

　　和约旦相比，伊拉克作为一个战乱国家，多年来都已经停止了任何官方形式的外国劳务输入。而且，伊拉克驻华使馆也不签发任何旅游签证。

　　中国驻伊复馆小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直到去年9、10月份，他才听说伊拉克有零散的华人私自入境，当时使馆人员都感到很吃惊。在此之前，驻伊华人只有官方人员、记者以及使馆登记在册的一些商人。

　　“最初听说有四五个福建人来了巴格达。福建人出国以后，一般会把亲戚朋友也带出来，所以现在依然在巴格达的零散福建人可能还有30多个，但是他们从来不和我们联系。”复馆小组的工作人员说。

　　中国人在伊拉克商机渺茫

　　复馆小组无法同他们取得直接联络，所以他们很担心万一巴格达局势不稳，也无法及时通知或保护这些同胞。“我们只听说他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寻求商机，其中有人想在这里开商店，还有一些人想从国内发一批集装箱的货过来，做建材生意。”复馆小组的工作人员说。

　　然而，伊拉克目前的形势使这些人的美好愿望显得不切实际。伊拉克目前的人口大约为2400万，由于多年的国际制裁，失业率高达60%以上。大量本国人找不到工作，因此伊拉克自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劳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想要寻求普通劳务工作机会显得更为渺茫。

　　即使他们找到了工作，工资也远远与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中东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不相称。“现在在伊拉克，一个司部级干部的月收入为200美元左右，一个大学生的月收入也不过是60到90美元。普通老百姓只能打零工，一天有5美元的收入，但是这些工作不是每天都能找到的。”复馆小组的工作人员说。

　　虽然伊拉克有大量基础设施的重建工程需要劳务人员，但是这些工程几乎全部控制在美国商人手中，所以中国劳工仍然没有机会。

　　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也不适合这些语言不通、消息闭塞的中国劳工在这里谋生。据统计，从今年3月1日到4月2日，已经有16名西方国家的工人在伊拉克被杀害。此外，巴格达已经多次发生公共场合的自杀式爆炸事件，随时对无辜人群构成威胁。

　　［“赤脚下南洋”］

　　平潭的600多年劳工输出史

　　“相对于这里600多年劳工输出的血泪历史，这次伊拉克人质事件只能算是有惊无险的一个小插曲。”昨天，即人质被释放之后的第3天，平潭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由于经济落后，平潭县每年有数百人通过正规途径或者非法中介到国外打工，其中不乏途中丧身大海或者客死他乡者。尽管如此，出国打工几乎是每一个普通平潭男子的梦想。

　　“平潭人出国打工是有历史渊源的。”63岁的平潭地方志专家吴金泰说。

　　平潭人出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据《平潭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海坛里(平潭县的旧称)潘姓族众流亡海外。”

　　吴金泰说，从那时起，由于自然灾害、战祸、瘟疫频繁，平潭人就开始“赤脚下南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出洋”、“走番”，走时是“一条短裤、一根扁担”，到国外靠“三把刀”(剃刀、剪刀、菜刀)落脚起家。

　　最初，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大多从事小商贩，少数人拉人力车，或做码头搬运工，或从事垦殖。后来逐渐扩展到日本、欧洲、北美，甚至南美、大洋洲。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在国外定居的华侨。据称，到现在，每10个平潭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侨。

　　不过，“平潭人最常去的地方还是台湾”。“解放之前大多是正常的经贸往来，到解放之后就开始演变成了私渡。”平潭是内地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县境东部的南中港与台湾新竹相距仅仅68海里(126公里)。地方志专家吴金泰说，在福州地区，流传着“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日本怕福清，英国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的说法。

　　［以色列的诱惑］

　　中国黑工约3万人，90%来自福建

　　平潭人开始前往中东地区打工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情。

　　“听说以色列劳力短缺，本国人不愿干体力活，赚钱很多，很有诱惑力。”在平潭，很多人说起以色列都是一副羡慕的神情。

　　平潭向以色列输出劳工开始于1996年前后。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1997年平潭到以色列的农工人数至少有600名，1998年有1400多名。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约有300名平潭人，他们在那里大多从事种植、装修等工作。去伊拉克则是去年才开始的事情。

　　“伊拉克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本来想的都是去以色列。”本来准备等弟弟薛由贵打好前站之后也到伊拉克打工的薛由茅说，他在2001年就办好了护照。

　　为此，他还特意花3000元到泰国“旅游”了一番，其实是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只是为了让外国的海关在他的护照上盖上入境和出境的印章，以此证明他曾经有过出境经历，下次出国打工时能够方便地获得签证。但是，也许等到两年之后他的护照过期，他都还不能找到出国的门路。

　　而且，以色列也不是一个赚钱的天堂。

　　40岁的郑明恩是福建福清人，他家所在的那个县就在平潭县附近。他在以色列打工已经有两年半，在家乡欠的十万元债务刚刚还清。“债还清以后，心情好一点了。”

　　郑明恩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建筑公司做工，每个月的工资有1000美元，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5000元。虽然耶路撒冷很危险，但是他还打算继续在这里工作两三年，这是为了能够给两个儿子挣学费。

　　郑明恩以前也打过黑工，因为那里的工资高。但是，从去年8月起，他转入了这家正规的建筑公司，成为合法的工人。因为，以色列对非法劳工的政策收紧了，做黑工随时会有被遣返的可能。现在在正规公司做，虽然每个月要交几百美元的管理费，但是郑明恩还是觉得这样稳妥一些。

　　然而他每天上班还是提心吊胆。因为，以色列的公共汽车太不安全，自杀式袭击防不胜防。“来这里的人都后悔。以前在福清，别人说这里好我才来的，来了才知道不是这样。我劝亲戚不要来，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因为我们在这里一有钱就寄回家去，他们就以为这里很能挣钱。”

　　和郑明恩同一家公司的刘先生说，他和20多个工友们住在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睡的是上下铺，条件很艰苦。“20多个人才两个煤气灶，做饭要排队。那么多人才一个厕所，上洗手间、洗澡也要排队。”他说，“我早上5点多起床，晚上9点才下班。老板还天天在我们后面催快点、快点！”

　　刘先生说，自己出国拿的是泰国旅游签证，辛苦辗转才最后来到了以色列。当时在国内支付了10万元，来了两年多还没有还清债务。“刚来的四个月都是白干，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而且一点办法也没有，即使我不干，这里还有菲律宾、埃及等各个国家的劳工抢着干活。”

　　根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目前在以色列合法的中国工人约7000人，而中国黑工约有3万人，占以色列中国劳工的60%-70%。非法中国劳工中，约90%又都是来自福建省。

　　为了家人继续冒险拼命打工

　　中国劳工在以色列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建筑行业和农务工作，此外一些女性可选择做家政的工作。由于中国工人勤快而且手巧，以往一直很受以色列人欢迎。但是现在外籍劳工数量太大，而以色列目前的失业率也达到了11%左右，一些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所以以色列近年来逐渐加强了对外籍劳工的管理。

　　“在以色列，几乎每天都有中国人被抓。”去年伊战前夕回国的李国平对记者说。他是1998年通过一家劳务公司介绍去以色列当果农的，在那里打了5年工，平均一天赚78谢克，相当于280元人民币。他说，在那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挣钱存钱，即使在每周仅一天的休息时间，也很少到外面逛逛，一是怕花钱，更重要的是怕被警察抓住。

　　不过，最终他还是被抓了，因为他的签证早在3年前就到期了。就在去年6月伊战爆发前夕的一天夜里，警察局的人员突然闯进来把他带走，扣了一个星期之后被遣返回国。

　　在他所在的平潭县流水镇新湖村，现在还有8个人在以色列，距离他家100米远的翁德强是其中的一个。自从获悉距离以色列不远的伊拉克发生中国人被绑架事件之后，翁德强的妻子天天看电视，一直在盼望丈夫打电话回来，不知道他是否安好，但是这几天没有任何音讯。翁德强的妻子说，丈夫已经去了5年，每个月寄钱回来，走的时候他们的孩子还没上学，现在孩子已经快小学毕业了。

　　除了几乎不受任何保护外，中国劳工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国家里信息来源也极少。目前，以色列只有一家华文媒体，中国劳工就只能从中了解一些时事信息。“劳工们对时事几乎一无所知。”一位去年刚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华文记者说。去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这位记者的手机号码在中国劳工中流传。每天，他都可以接到十几个陌生劳工的电话。他们急切地向他询问，伊拉克的导弹会不会打到以色列。这些劳工只能通过这条途径来获取信息，以便决定是不是要立即回国，逃离战争的阴影。

　　“在以色列，中国劳工根本不可能融入这里的社会。”这位记者说。

　　至今，已经有7名中国劳工在以色列成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牺牲品。其实，还有不少中国劳工曾在类似的意外中受伤，但是通常他们都不敢去医院看病，因为他们担心被遣返回国。7名受害者在三四万中国劳工中还无法引起巨大的震动，更多的人还是忍受着风险，为远在东方的家人拼命打工。

　　以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代价来到中东各国的中国劳工，无论是在战火尤存的伊拉克、危机四伏的以色列还是在机会有限的约旦，都无时无刻不在体会生存的艰难。在他们心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不安或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