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范式的“哥白尼革命”——读《信仰的法则》

　　魏德东(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为什么欧洲那样发达的地方还有人信仰藏传佛教？在西方为什么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依然有较高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既最具现代性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宗教

信仰还没有衰弱？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新兴宗教乃至邪教，而且拥有如此多的信众？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疑问长期困扰着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曾有很好的解释。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悄然浮出，上述百思难得其解的问题涣然冰释，这就是被称之为宗教研究领域“范式转换”的“宗教市场(Religious Economy)论”。

　　新范式创立的核心人物是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是，反映宗教市场论的代表性著作，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奇(Roger Finke)的合著——《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为中文读者系统了解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新范式是相对于旧范式而言的。斯达克认为，3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宗教研究形成了强大的主流范式，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宗教是错谬和有害的。宗教是烦恼、失落和苦难的止痛药，西美尔称之为“镇静剂”，马克思说它是“鸦片”。

　　第二，宗教注定要衰亡。后来这被归纳为“世俗化命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教科书写到：“宗教演变的未来是绝灭。……科学知识的日益充足和传播，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注定将在全世界消失。”

　　第三，宗教是一个附属现象。宗教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更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

　　第四，宗教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而非社会现象。

　　第五，宗教多元对社会是有害的，信仰垄断具有优越性。

　　对于这一旧的研究范式，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发现与现实不符。1970年代人们意识到寻求新范式的必要，1980年代出现了替代旧模式的碎片。90年代中期，这一替代终于来临。

　　《信仰的法则》一书系统阐述了新范式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宗教与个人的关系上，宗教是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的一个可靠根源。“宗教参与性较强的老年人比不太参与宗教的老年人倾向于享受更好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上，宗教和阶级的关系很微弱，简单地认为宗教对社会有害，是一个政治的而非科学的论断。

　　第二，宗教必然衰亡的论断难以成立。斯达克用堆积如山的事实埋葬了世俗化命题，世界各地宗教参与的减少，远逊于宗教参与的增长。即使在宗教参与一向较低的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于宗教的基本信条依然表示有坚定的信仰。

　　新范式还特别论证，科学的发展并没有造成宗教的衰弱。卡耐基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在1969年进行了一个大型问卷调查，对象是60,028教授，占美国大学教授的1/4左右。调查有两个突出的发现，一是科学家的宗教性程度相对很高，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深具宗教性或相当具宗教性。二是学科越具科学性，其科学家就越具宗教性。数学、统计学、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等的教授，其宗教参与程度远高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跟“原始”和“宗教”关系最为密切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占据了不信之塔的顶端。有人不无讥讽地说：有些学科的教授倾向于非宗教，正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

　　第三，宗教现象有宗教原因，宗教教义本身就常常引发后果。比如在罗马帝国大瘟疫流行时期，基督教努力照顾病人，非基督徒则大多回避和抛弃染病的家庭成员。基督徒这种努力的根本原因是教义性的：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因此有义务成为彼此的守护者。

　　第四，强调宗教的社会性而不是其心理性。宗教繁荣与衰退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性的，不能被归纳为单纯的心理问题。

　　第五，新范式最有新意的理论创造是宗教多元和竞争会促进宗教繁荣，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市场论”。斯达克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宗教市场的构成包括现有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寻求服务这一需求的供应者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产品。在宗教市场上，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定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进而产生热切而有效的宗教供应商，提供优异的宗教产品，进而促进人们消费宗教的水平，出现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进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引发宗教的衰弱。

　　新范式的根本魅力，在于其对现实宗教生活的强大解释力。如何理解宗教在现代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充满活力的真实原因是自由的宗教市场释放了强大的能量。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2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现在美国有1,500多个宗派，成员超过100万的24个。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而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600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330美元。美国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是懒惰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为他们堂会的灵性而尽心竭力。因此，美国人享有三重的优越性：他们有更多的传道人，他们有更活跃的传道人，他们也有更便宜的传道人，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

　　欧洲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国家教会的教士既是公务员又是工会成员，无论做礼拜的人数多少，教士的收入和任期都是稳定的，空寂的教堂比坐满的教堂更省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期望教士竭尽心力地劳作以吸引更多的信众反而是不理性的。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因为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

　　宗教市场论也予新兴宗教现象以妥帖的解释。新兴宗教公司进入自由市场后的成功程度跟既存宗教公司的效率和多样性成反比，传统教会软弱或懒惰有多少，新兴宗教运动就兴盛多少。透过这一视点，欧洲新兴宗教发达的理由一目了然。

　　对中国读者而言，宗教市场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读者也到了改变宗教观念的时候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宗教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话语中的理解基本是负面的。中国学者通常将其理解为现代中国特殊语境的产物，斯达克的著作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负面地理解宗教的意义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现象。然而，20世纪的历史表明，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宗教的衰退、消亡，反而促进了宗教的繁荣，或许这是此书在中国出版的社会意义所在。

　　宗教市场论同样有效于当代中国宗教生活的解释。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起伏，部分基督徒对教会的拒斥及对家庭聚会的热衷，佛教夏令营等新兴传教手段的广泛运用，都显示了市场的作用。译者杨凤岗博士还主张将中国的宗教市场进一步细分，区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可以说，宗教市场论为解读中国宗教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新视角，同时，人们也期望这一新的范式能在对中国宗教现象的解释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