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我看到莘莘学子们为高考而奋战时，就会从心里泛起一阵酸楚。而我心灵的伤口又似乎破裂了，一滴一滴地流着鲜血。这痛苦如一个鬼魂，是我的影子，挥之不去，也许直到我的毁灭。

　　我曾经准备迎接第一次高考，但它在离我还有几毫米时转身离去。那是1966年的夏天。我们举行过毕业考试，就开始转入高考复习了。不像现在，所有课程在高二就全部教完

。我当时也没有认真地想一想，按照我的特长，应该考文科，但我没有向老师讲，于是就随大溜考理科了。我们已经到县医院进行了体检，谁限考哪些院校、专业也都明确了。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在5月下旬还住到农村参加夏收生产。当我们一周劳动结束，回到学校继续复习功课时，已经是6月1日，这一天，可不是平常的日子。后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了。接着发生的事，就不必说了。我们都投入到大革命中去。直到1968年8月18日国家领导人首次检阅红卫兵纪念日，家在农村的学生全部被欢送回乡务农。而此后城里的学生也都插队去了。

　　我真正参加高考已经到了1977年，是在冬季举行的。其时我已在公社帮助写点歌功颂德的文字，并参加了县里的一个围海造田的工程，靠写广播稿混一个大劳力的工分。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把书带到工地上，一边做事一边复习。高考是在我原来读高中的县中举行。同一考场大都是如我一样的“胡子兵”，其中更有生了孩子的。大家若干年不见，在此种情况下相遇，都凭空生出几多感慨。所以，考场一点也不严肃，利用开考前的十几分钟，大家谈谈情况，开几句玩笑，颇有人世沧桑之叹。考试还算顺当。我至今记得，作文的题目是《苦战》，我于是把我在河工上遇到的战潮水、筑围堰的事铺陈了一番。时间还没有过半，我就交了卷子。校门口围了许多家长，都是不放心，等着问情况的。我从来是独来独往，家里根本无人管我。我倒是遇到了我的高三语文老师，他后来不久就作古了。他问了语文和作文的题目，我也简单说了我的答案。他很自豪地对别人说：“他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还有什么问题。”

　　考完我仍然回到工地。当时也不告知考试的分数，只听说300分以上就可以通知参加体检。当我接到体检通知后，公社上的同事都为我高兴，有的已经买了食品，要为我送行。我体检时被通知留下来做肝功能。当时也留了不少人。但是后来，人家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却至今也没有接到。从第一批、第二批直到走读生，我的一次次盼望都变成了一次次的失望。我终于不明不白地宣布失败了。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以为是身体不合格。后来，有权威人士告诉我，我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其时，“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我的父亲也还没有平反，我不被录取就理所当然了。于是我还是以一个社员的身份在公社写字、拿工分。

　　到了第二年我的女儿也已经出生，担心家庭的困难，我没有再考。我的不少高中同学，他们第一年没有考上，都是在第二年考上的，而这时，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也顺当地考取了。

　　于是我下决心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二代身上”。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今年又考上了研究生。而我的高考却如同昨日，不堪回首。(江苏 殷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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