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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给我们欢乐和面包?未来蓝领生存状态写照

http://www.sina.com.cn 2004/05/27 11:12  重庆晚报

  “工人伟大”不该只是口号

  工人算老几?一封读者的来信勾起了我们这样的提问。

  时代不同,答案也各异。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形态的十大社会阶层中,曾经被赋予“当家作主”地位的产业工人阶
层居于倒数第三位。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这毕竟是一个悲剧。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虚幻的“尊重”之后,产业工人一落千丈成为社会的底层,随着新的社会主导观念的变化与形成,他们的形象逐渐在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白领或专业人员这样的新“当代英雄”。

  然而,让产业工人尴尬的是,当我们关注社会底层时,似乎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比起贫困地区群众、比起城市下岗职工、比起失地农民、比起农村五保户、比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他们的境遇还不算最差,于是在现实中,产业工人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从社会的主流滑落到边缘,面对生活窘迫的辛酸现实,产业工人淳朴、坚忍、达观的天性没有改变。他们不再陶醉于虚设的领导阶级形象,而把自己首先定位于一群为自己的生存在奋斗的人,他们忍受着超长的工作时间,超强的工作强度,拿着微薄的工资同时还要时时顾虑饭碗有没有保障。在中国经济向现代化转轨过程中,工人阶级承担了相当的代价。难道,我们只能责怪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当工人吗?只感叹在本埠7000元招不到一个高级技工吗?

  “工人伟大,劳动光荣”,这不是一句口号。尽管社会已经认识到中国产业工人、尤其是技术产业工人的社会价值,也意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但产业工人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善,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一封读者来信引出说法:谁来给我们欢乐和面包

  我是本市一破产企业、今年才办了退休的职工,现以我周围人等的退休金情况,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从表上(见附表)一眼就能看出,事业单位和国家垄断企业、公务员的退休金远高于一般企业。表中所列的工厂人员中也有受过高等教育、有大学文凭的,有科研人员和英雄劳模,怎么跟其它单位相比竟有数倍之差呢?我并不想说别人的待遇太高了,我只想说我们工厂职工的待遇太不合理、太低了。退休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差距不能过大了!

  退休金现状如此,工资收入的差别就更大了,高收入者差距达数十倍,这并非危言耸听。高收入如果是合法的,这无可厚非,而现在的这些高收入者,他们收入是合法合理的吗?听一位在电信部门工作的朋友讲,他们头头的月薪在万元以上;有的外科医生、名校长的收入也在万元以上。有次聚会,一朋友吹她老公“一个月收红包都有一万元”(注:市内某医院胸外科专家)。

  这些不经意闲谈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确有其事。以某名校为例,普通教师收入在四千元以上,每年的假节日还有数千元红包,还有班主任补贴、晚自习补贴、领早操、课间操补贴、升一个大学生有一万元奖励,还要发水果、食油、月饼,就连退休的也有份,另外每月还补贴200~300元(光这项收入就比社会上吃低保的强),每位教师都分有百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如果你自动放弃,则可以得到3—5万元的补贴,而现房的售价仅为880元/平方米(市内经济实用房都要1800元/平方米),很多教师转手后即赚十万元以上。他们真是算掉进福窝里了,这真叫人眼红心嫉啊!

  他们的高收入合理合法吗?!我以为非也,他们的高收入从何而来?正是那些高额电信资费、水电气费、医疗药品费以及议价生、赞助费和各项乱收费使他们能滥发奖金,是因为能独享暴利。我还有个亲戚在某名校执教,近年来常四处找亲戚要旧车船机票,其实他并未出差,只是得了巨额奖金就得交出一定的报销凭据以便避税。

  揭露那些不合理的高收入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共同富裕的成果,缩小收入差距。我认为,那些靠智慧、勤劳、合法创造的财富再多也合理,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收入则不能过分悬殊,绝大多数工矿企业职工仅拿着净巴巴的几百元,他们乐天知命,体谅国家困难,但长期下去,是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民心的。美国前总统林肯有句精辟的名言,“人民就是欢乐和面包”,话似简单,内涵丰富,很值得我们借鉴。市民吴奈

  未来技术蓝领的清苦生活

  赵明:干了半年倒欠老板900元

  “女友叫我改行,朋友劝我离开这个厂。”最近,赵明有点寝食难安。“干了半年,倒欠老板900多元,我发觉自己也厌倦了这种生活。”

  赵明上班前所读的学校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国家重点技校——上桥高级技校2002年春季中专班。中专班的学制为3年,按照学校规定,学生上完一年半课程,开始找工作,三年后如果合格,学校发给毕业证。2003年12月,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赵明自认为算个技术蓝领,每个月拿上千元没问题,但当发现到校的招聘单位大多只能给出四五百元时,赵明选择了巴南区李家沱的圣海公司。

  半年时间过去了,17岁的赵明觉得自己除了“灰头土脸”,没有丝毫成就感。“我家在奉节农村,到城里读书,花一万多块钱学了一门技术,到头来工作还是又苦又累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对家人和亲戚,我难以启齿。”赵明说。

  5月16日下午6点,在数控机床前工作了9个小时后,赵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8个人合租的宿舍。宿舍里摆着四架床,全是上下铺,8张床上凌乱不堪。一名头天上了夜班的工人,这时已从睡梦中醒来,打着哈欠,蹲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向电饭煲里加水。天花板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一群老鼠在上面嬉戏,垮下一网尘土。赵明告诉记者,房租是每个月160元,每个人每月付20元。

  “第一个月,我的毛收入是120块钱,扣除损耗,到我腰包的只有80块。这点钱,还不够交每月150块的伙食费(不提供早餐),更别说其他。”

  赵明所在的厂主要为汽车和摩托车做配件,厂里有7台车床,3台数控,15名员工,收入以计件为准。作为一名数控车工,赵明的手脚还算利索。每天,赵明最多能同时做100个小轴,25个活塞,120个角齿。具体报酬是:小轴5分钱一个,活塞1角5分一个,角齿1角钱一个。赵明说,只要工厂业务好,照这样做,每天表面上可以挣21元。但赵明告诉记者,工具或零件磨损,工人要赔钱。“损坏一个角齿赔12块,损坏一个活塞赔4块5角,损坏一个小轴赔5块。工具刀大概每把15块,工人自己掏钱买。加工活塞需要工具刀3把,加工角齿和小轴各需1把。光是报废的工具刀,每月就要用去我100多块钱。”

  对赵明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年初两个月。1月中旬连续2天,赵明上班时,双眼先后被铁屑烫伤。“老板把100块钱医药费交到我手中时说,‘这钱从你医药费里面扣。’春节到了,没有路费回家,又不想增加家里负担,一个人就窝在寝室里。2月,我做了120块钱,但买工具刀的费用和零件磨损的赔偿达到了170元。每天工作9至14个小时,加上伙食费,一个月下来倒欠老板200多。”赵明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捂住脸,一阵苦笑。

  赵明现在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每月大概欠老板150块钱,到现在我总共差900多元,还在日积月累。”赵明说,“我只想把债早点还清,离开这个地方。”赵明在业绩最好的4月份,做了636元,扣去赔偿款,购买工具的费用和150元伙食费,赵明手中还剩下144.6元。

  厂里规定每月只有一个休息日,有特殊情况的可请假。平常都算正常的上班时间,没有加班这个概念,更谈不上两倍或三倍的节日加班工资。今年“五一”节,厂里没有放假,赵明出去玩了一天,被罚款50元。

  “太累了。”赵明恹恹地,“若不是为了毕业证和还债,我早就走了。”

  刘权:44公斤体重与承受之重

  按照上桥高级技校的规定,今年7月底以前,2002年春季中专班的学生必须全部就业。这让与赵明同班的刘权既喜且忧,特别是自刘权辞去第一份工作以来,这种忧虑感与日俱增,“有一个好的出路,还是像上次一样烂贱,甚至连一个做苦力的人都不如?”

  2003年11月,刘权与另外3名同学到某知名摩托集团下属配套厂上班。“招生办的老师到我们家中游说,宣称机电一体化是一个饭碗专业。许多同学见我进了宗申,都非常羡慕,说我找了一个好工作。”刘权说,“上班才两天,我才知道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太遥远了。”

  刘权被分到质检部。工作是将加上油有近50公斤重的重型汽车发电机搬到15米远的检测处,然后将不合格的发电机搬回去。这对于身高大约1.65米,体重只有44公斤的刘权来说是一份苦差使。

  “比搬运工人还辛苦。”刘权说,“这是我第一次上班,感到非常兴奋,硬着头皮不停地搬机器,但质检员还是嫌慢了。”刘权告诉记者,第一天上午,从8点到12点,他总共搬了400多台发电机,“真的不像是人干的活。”

  下午2点半至5点半,刘权在厂里“跑堂”,做了一些轻巧活儿。晚上7点半至10点半,白天经过检测发现不合格的发电机要被搬回原处。开工前,一位老工人问他多大了,刘权说自己只有17岁。老工人怜悯这位瘦弱的年轻人,便叫他去写检测编号,刘权感激不尽。

  当刘权正庆幸自己遇上好心人的时候,另一位年长的工友找到刘权,称自己下午上班时已搬了600多台发电机,现在还剩下468台,问刘权可否来替一下。

  刘权咬牙应承下来,弯下腰就搬发电机,这时发现机器仿佛比上午沉了许多。搬第一台机器,刘权试了三次才将其抱到怀中,然后摇晃着身子挪到15米远处,将发电机里面的机油倒进盆里。刘权机械性地搬着,浑身上下湿透,双眼发直,头脑一片空白。

  还剩下8台时,那位年长的工友看到刘权很吃力,问他的年纪,刘权有气无力地说,“17岁。”工友听后感到不安,叫他不要再搬,刘权对这个人既气愤,又蔑视,没有答应。

  下班时,刘权狠狠地朝墙壁冲了一拳,血流了出来,但不感到痛。晚上,刘权回到宿舍,没洗脸脚就上床,周身疼痛难忍,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下楼上班时,刘权双脚打颤。

  刘权再也不想抱重型汽车的发电机了,哪怕是搬运摩托车发电机也好。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主管,主管听后大骂一通,并说,“年轻人,不要跳,你的工资还掌握在我手上。”主管说完又骂。

  刘权心里鬼冒火,从地上拾起加油枪,喷了主管一脸,然后扔下加油枪,撒腿就跑,以一种冲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自然,工钱刘权一分也没有领到。

  “一次不堪回忆的经历。我简直不敢承认这个苍白的现实。”刘权说。

  胡艳:初次领工资哭了5次

  5月19日,与赵明、刘权同年级学通讯电工电子专业的胡艳告诉记者,自己本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领到第一次工资后,竟哭了5次。

  “外面工作不好找,学费已经用去1万多,即使月收入两三百块的工作,我也愿意去做。”胡艳说。这句话听了让人心里一阵酸楚。

  2003年11月,胡艳被学校分配到重庆某摩托集团的一个分厂,从事摩托车零件焊接和查件工作。“工作压力不是很大,3个工人每天做500个点火线圈就行了。就是钱太少。”

  胡艳所在的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一个月后,厂里扣掉头一个月80元的生活费,发给胡艳90元工资。“我真的想把这些钱扔掉。”胡艳哭着去找车间主任,主任人告诉她工资不应打5折,应是8折,他答应抽空问一下,但至今音信全无。

  下班后,胡艳躲在宿舍里偷偷哭了一场。周末回校遇见班上要好的女生,胡艳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胡艳在校园里碰到班主任,以及与男朋友通电话时,又哭了。“车间的组长每月收入500块,一般员工只有200块左右。怎么说呢,技术工人真的很惨。”

  第二个月,胡艳领到70元工资。第三个月,领到120元。“人简直麻木了,不管你怎么做,收入还是上不去。”胡艳本来想继续干下去,但在朋友和家人的“耸恿”下,胡艳还是离开了公司,回校等待分配。

  “当初叫你去学点别的,你偏要去当什么技术工人,现在如何?”想起父母的责怪,胡艳有苦难言。“选择学技术,主要考虑到人活着靠的是自己。原以为,有一门技术走到哪里都能自食其力,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有点幼稚。”

  胡艳告诉记者,最近南岸有一个公司正在与她联系,她听说那个厂每月工资大概是两三百元。“只要公司要我,收入低一点,我还是要去。花了这么多钱,连一个工作都找不到,叫人听了多没面子。”      

  梁吉:曾经的优越感何处寻找

  51岁的焊工梁吉说自己很幸运,在上个世纪70年代能进入国有企业当一名技术工人。梁吉又说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曾经的优越感如今荡然无存。

  1970年,梁吉进入位于二郎的一家国有企业当煅造工。“煅造车间,冬天温度大约摄氏30度,夏天摄氏40度左右,外面的人以为这份工作很辛苦。其实,一周最多上三次班,而且时间都不到两个小时。”梁吉说,“我主要负责投料,并照图纸冲压锻料。但是待遇却很好,绿豆、黄豆、白糖等保健饮料经常发。1980年,我的技术达到三级,每个月收入45元,在社会上算中上水平吧。工厂照顾工人,水只有几分钱一吨、电几分钱一度,一室一厅的公房每月只交一块二的租金,灶具靠发,毛巾靠发,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1985年,梁吉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粮贴,菜贴、肉贴等总收入近200元。“当时米1角多钱一斤,肉价每斤一块多,小面才2角钱一碗。看电影,逛公园,下馆子是经常的事。”梁吉说,“那时,厂里的姑娘、小伙子呀,俏!选对象时,如果对方模样不好,家境不富裕,瞧都不瞧一眼。”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梁吉说,“这时,工人的技术能否升级,不是进行技术考核,而是看厂里百分之几的人头指标。技工本来有八级,以前学技术,长一级多15块钱,心里有一个盼头。改革后,让人很迷茫。很多技术工人都不去关心技术创新,工资齐步走,到了90年代,工资普调了两次,才涨到200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梁吉所在的煅造车间被关闭,厂里开始军转民组装摩托车,梁吉也跟着改行学电焊。一次,厂里下达了400多辆摩托车的任务,车间忙了3天把货赶了出来。结果质量不合格,400多辆摩托车全被退了回来。“可能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人们不注重技术造成的。后来,任务下来了,大家就慢慢做,等到熟练了,觉得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又没有了上进心。一天在厂里呆8小时,不多也不少。有时任务轻,上午忙完了,下午就闲着。”

  今年,梁吉每个月的收入涨到了500元。“比起1996年至2003年间工资一分不涨来说,已经让人满足了。”梁吉的妻子每月领400元的退休费,女儿刚上班。拮据,对这个家庭来说显而易见。“水电气每月要用130块,生活费每人每月200块,还要零用。不够花,要吃点老窖(积蓄)才行。”

  “现在厂里年轻人有的每个月只有300元左右的收入。我的工龄长,在厂内比多少有点安慰,但千万别拿到社会上去比,说来惭愧。”梁吉自我解嘲,“曾经想过出去闯一闯,但想到自己技术单一,岁数也在这里了,还要保住以后每个月的退休费,日子将就着过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陈清:1300元也活得不轻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石桥铺某国企高工陈清常爱说这句话。“家中的事情由爱人说了算。你想,若不是她的收入比我高,这上有老下有小的,靠我那点收入,生活实在艰难。”

  刚进入不惑的陈清从事设计工作,每月收入1300元,“这是我开始上班时的10倍,目前在一般国企里可能也算得上是中等偏高的了。但说老实话,人活得并不轻松。”

  “20年前,我在大山里面的总厂上班,每个月只有130元,虽然物质匮乏,但工作环境很融洽,压力不大。”陈清说,“现在时间紧,任务重,长年累月一个人肩负几项课题,有时还有交叉。去年,公司组织100多号员工去体检,结果查出身体健康的没几个,其中一个总工查出重病,用掉10多万。接着,公司就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摆上乒乓桌,还买了一个跑步机,供职工锻炼。”

  “不过,员工真正希望的,还是提高收入和福利待遇。”陈清说,他的1300元,上税5元,扣掉住房基金140元,考核工资350元,医疗保险25元等,一个月下来,到手的钱只有700元。“上班车费1.5元,下班也是1.5元,我和爱人每个月的交通费在130元以上。上班期间的午餐费,我俩的消费大概为250元。家里两部手机,两部座机一个月话费要用200元。孩子上英语学习班,每月学费用100元,午餐86元。孩子每个周末到解放碑学习,又是100多元。家里4个老人,每月要看病,逢年过节多少总得表示…”

  陈清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体会不到当主人翁的优越感,“那是一种奢望和回忆。”陈清说,“我们那一代人比较传统,大学毕业后,总是想着如何报效祖国,不如现在的年轻人现实。”又说,“现在工作忙,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无暇学习更新知识和技术。”

  “像我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技术人员,在国企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呢?”陈清说不清。

  龚富贵:谁来替我们说话

  63岁的龚富贵曾是市内某化肥厂的焊工,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现在如果不佩戴它,眼前只会是一片模糊。”

  在几千人的化肥厂里,龚算得上是“元老”了,“1966年退伍后来到这家化肥厂,当时厂子还在筹建,只有600万的固定资产,全厂396个人每天不辞辛苦地搞土建,没有任何加班费,可大家都毫无怨言,照样干得热火朝天。那时的工人就是这样,只要是为工作,可以不计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报酬。”

  龚说以前为这家厂拼死亡命地干着,图的是自己的良心,图的是厂里对工人的重视和尊重。“六七十年代虽说工人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块钱,但相对其他职业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我现在的退休工资有600多块钱,较几十年前来说要好很多,每天还可以吃上一顿回锅肉。可这似乎和我拥有几十年的工龄不成正比,难道说我的技术只能值这几百块钱吗?”龚师傅点燃了一支香烟,记者仔细一看,是1.85元一包的黔龙香烟。

  作为国有企业的化肥厂,从4月份开始改制,在职工人每月都增加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尽管能发多久还是个未知数,但200多元的收入已让收入微薄的职工眉笑颜开了。“改制前,工人的工资少得可怜,刚进厂的年轻人,仅二百来块钱收入,叫人家如何生活,如何谈恋爱?在厂里干了好几年的,也不过三五百块钱,叫他们如何养家糊口?”龚师傅有些激动,“说俗一点儿,辛辛苦苦干一个月还不如吃低保划算。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何以前处处较为风光的工人,现在各项待遇大不如从前?”

  但退休的老工人却不在涨工资之列,这让龚有些不平,“难道这一手靠我们建成的厂把老工人们都忘却了吗?”

  关达磊:还有多少人看得起咱们

  1956年,我刚进厂当工人那会儿确实很风光,我庆幸自己有一门手艺,受到厂里的重视不说,还处处受到旁人的尊敬。曾经,“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成为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那时的工人们,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待遇处于很高的地位。我们时常加班加点的干,工资也不高,三四十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家都毫无怨言,干得热火朝天。我那时是二级钳工,工资才32.4块钱,要养活5口人,照样过下来了。1976年,我从望江厂调进这家厂里,还是做机修钳工,工资47块多钱。不过我年轻,手脚也快当,让我不眠不休地干上一天一夜,也没得问题。

  我读书不多,脑壳里头的想法很少,只知道埋头苦干,在物质上没有过多的追求。记不清是82年还是83年,我获得了厂里先进工作者称号,得到一个大红证书,没有实质性的奖励,但我仍高兴得很,毕竟是对我工作上的肯定,再苦再累都值了。我认为凡事都要讲求贡献精神。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其他单位的人一提到我们工人,两眼就会闪出羡慕的光彩,羡慕我们的“铁饭碗”,羡慕我们的高地位。谁要是同工人喜结连理的话,就感到无比的幸福,等同于跟吃“皇粮”挂上了钩,简直跟麻雀变凤凰一般没两样。现在我怀疑还有谁会瞧得起我们工人,政治地位不高不说,经济条件也不算好,周围不少人谈恋爱都成了老大难问题。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时常和一同退休的老工人们喝茶吹牛,生活得挺自在。我们总追忆当年的种种趣事,聊起工人地位的兴衰,还有当时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

   编辑缀语:采编完这组稿件,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该说的,主人公们似乎都已说完,还有啥可饶舌的?重庆蓝领的辉煌和冷寂,与社会疾呼的“重视技工”仍然反差强烈。有识之士已经在尖锐质问“重庆造”该由谁来造,以我们的粗略调查,目前蓝领生存状况继续下去,“重庆造”的后续很可能乏人——该重视他们了!(陈国栋 朱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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