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书市

　　改制的关键还是书号

　　[受访人:金光印　资深独立图书策划人]

　　我去年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第一批书商石涛等人的报道，大家似乎都不喜欢“书商”这个词。就在前两天，在从桂林回来的路上，他们还回忆了当年书商参加二渠道的书会，真是感慨万千，无法忘记那种“犯罪感”，当时的情形是书商要把自己的书打一个箱子或包袱，随时会有警察来干预的。

　　无论如何，现在出版业改革，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有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出版社。另一个方面也包含着民间力量作为社外力量来参与出版社的出版策划，简单来讲就是两方面的合作，这种情况是可喜的，大家放得越来越开通，不像从前通常情况下都是书商求出版社要书号。现在出版社也看到书商在策划方面的力量，就返回头来主动找这种力量。这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变化。

　　但书号在我国来讲，还是一种国家资源嘛，也是书商的一大壁垒。国家给出版社支配，但按法律来讲是不可以买卖书号的。出版社其实也做了大量好书，让我们书商觉得很厉害。我觉得这对大家都是一个促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社和书商是真正的竞争关系。比如说出版社竞争大家可以抢作者、抢稿子、抢发行等，但这种单线条的竞争是不够的。出版社找书商合作是因为出版社觉得书商给他们带来活力，给他们的品牌提升很多，从而出版社的知名度提高，作为民营书商来讲，因为他不具备书号资源，它就不具这种竞争条件，改制对我们的利益也不明显。

　　我觉得改制的关键还是书号问题。 (子水)

　　进退之间的出版业改革

　　审批理由很堂皇

　　不论从中国出版业实际地位的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这些年来各地搞的省级出版集团公司的实践上看，中国出版业的这项所谓“改革”，只是在出版行业内重新进行了某种原有体制上的分配而已，更没能促进中国出版业的真正繁荣，没能让欲求好书的广大的读者满意。

　　一年出版10多万种书，每年出版销售书籍总量为60-80亿册，这两项实际上十几年来都并未增加什么(1990年前，便达到66亿册/年了)，惟一大幅增长的，只有书价与码洋！

　　而其所谓利润的增长，则不过是垄断行业的特性与书价大幅上涨，所导致的假象。

　　例如，一册书1989年售价为币2元，而现在是20元。码洋与利润各增长了近10倍，但实际上，卖出的书仍仅是一册。又如，有的省，将原教材出版的垄断专利予以扩大，并分配到属下各原本与教育无关、而又没能赢利或微利的出版社，从而，使整个出版集团属下企业统统进入了赢利队列。

　　有些地方的出版改革，甚至是属于倒退性质。例如，出版社原有书稿审批，是社里基本确定后，最多报省出版局审批即可。但现在，在省出版局与出版社之间，多出了一个“出版集团”，还须由它先行来审批一道。因此，有的出版社，即便找到了一本好书稿，结果却可能会被中间的出版集团卡住耽误，从而出不来，或错失出版良机。

　　“出版集团”要把审批关的理由，也很堂皇：要考察市场经济效果。

　　可是，既然出版社已变成了企业，他自己不会考虑经济效益？还用你这多出来的婆婆管？

　　现行的改革，由于都只在出版社行业内进行，所以，本质上这不过只是出版社行业内部进行的一场利益再分配而已。因而，这种改革，就是不伦不类，其改革的结果，也可想而知。甚至，某些方面，例如在如何出好书业务流程上，还不如原有的计划与事业型体制。

　　出售出版权合法化？

　　中国出版社的改革将一个本应是以全社会角度出发而改革的事业，却只当成了出版社自身的改造，这又如何能产生出正确的成果呢？

　　作为思想文化孵化为出版物的管道，仅现有565家出版社的力量太少太小。从市场的资源配置上讲，是求远大于供，因此，相对垄断的供方，它的质量，便不能处在强大的市场竞争格局中得以提高。

　　中国出版业的改革，真正要改的，就是从全社会的格局上，如何拓宽能将思想文化孵化为出版物的强大管道，以使出版生产方与市场需求方得以平衡配套，而不仅仅只在出版社内部改来改去，仅仅只解决一个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分配。

　　我认为：中国出版业的改革，根据现实国情，其思路可暂不放在“最优化”即全面放开出版社成立机制方案上，但应追求确有可能的“次优”方案。

　　在这个“次优”方案中，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不增加现有出版社数量的前提下，由出版社公开向社会出售一次性的出版权，即通常说的出卖书号，让实际已潜在运行了十几年的出售书号的方式，得以合法化，让全社会的文化资源，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大量、公开、透明地进入出版物的孵化机制，从而使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提高与腾飞，具有了强大的资源基础。

　　合法出售书号的方案，将使出版业的竞争真正发生。它不再仅仅是出版社企业间的小小竞争，而将是全社会文化资源的全面优化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

　　在这个“次优”方案的操作流程中，出版社的功能，部分地被社会化了，如对不违法又适合市场的书稿的研究与选定功能，相当部分便由购买书号的社会单位或个人承担了；同时，出版生产过程中所担负的职责与经济风险，也全转由购买书号者承负了。

　　对出售的书号，出版社也并非不再发挥作用，相反，他们更能不做其他事务，而集中全力做好书籍出版的专业编辑工作，以帮助购买书号出版的书籍，大大提高书的质量。从而，在整体上将大大提高中国出版业的水平，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市场渴求读好书的愿望。

　　当然，这个次优方案也有缺点，也有不足。例如，它会使出版社企业凭出卖书号，就获得大量经济效益，而那书号本身并非消耗性资源，而是取之不尽的东西，对社会来讲，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同时，出版社若全力只做既无经济风险、又不需操作生产环节的出售书号的事，会不会降低他自身的出版水平？

　　但是，这些不足与缺点，是“次优”改革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中国出版业渐进式改革前期阶段无法避免的事。相对改革后将有的成果，这些支付也是不大的，而且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予以适当调整。另外，对出版社产生的功能性变化，有些却正好是改革的现阶段效应，而不是问题。例如，将现有565家出版社，基本变为专从事全社会文化资源孵化为出版物的编审工作，而基本自身不再独自承负太多的出版书籍任务。

　　至于在买卖书号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出版了坏书的事，对其也不必奇怪，更不应因噎废食。那种坏事，本来就只是极少数，是属“一个指头”的性质。而且，还正好是因过去买卖书号过程未能合法透明导致产生的，它并非买卖书号改革的必然。相信，若将买卖书号合法化公开化后，加强编审与处罚两个方面的行政手段，出坏书的事，将更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陈益南)

　　出版业大刀阔斧改革，几家欢乐几家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