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十年放逐_新浪教育

9/十年放逐

http://www.sina.com.cn 2004/06/09 09: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洛厄尔市拒绝了克里，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这里。就在选举前，朱莉娅卖掉了他们七个月前在伍斯特买下的房子，赚了4500美元，然后以她自己的名义花了51 000美元买下了贝尔维迪尔区好莱坞大街的一处豪宅，该地区是洛厄尔最显赫的富人区。

可是此时，克里，这个外来的初涉政界的年轻人却欠下了一笔竞选债务，还没有工作。他在他选择的政治天地中被击败了，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此时一蹶不振了。克里的弟弟卡梅伦说这段时间是他“十年放逐”的开端。

“他灰心沮丧，失利后似乎毫无目标。”《洛厄尔太阳报》记者弗兰克·菲利普说，他曾全程报道过竞选，后来还在克里的新居拜访了他。菲利普记得克里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遥控的直升机模型。

而且，据菲利普所说，克里仍对“洛厄尔水门事件”的阴谋和谣言耿耿于怀。随着华盛顿水门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尼克松和白宫的政治破坏阴谋也逐渐显露。“水门事件几乎波及全国，到处都能挖出肮脏的圈套。”

在洛厄尔，菲利普也追踪着华盛顿来的官员，跟踪调查本地饭店的入住登记和电话记录，试图找出共和党人的活动计划——包括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他在竞选末期来到此地帮助保尔·克罗宁——这次国会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最终击败了克里。

“不仅仅是竞选失利的问题，”菲利普说，“并不是战争或是阴谋让约翰·克里失利，而是等级问题——等级和憎恶。他让本地人民有一种气愤感，一个外来人来到这里在民主党预选中击败了保尔·希伊。”后者是洛厄尔获预选提名的民主党人。

克里表示，说他一蹶不振颇有点言过其实。“我很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失利）让我很难过。”他回忆道，“我并没有一蹶不振，我还要继续考虑下一步要怎样做。但我记得我当时感觉无能为力……似乎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围绕着我，我却无力回击或控制。”在1974年的采访中，克里坦率地说他当时由于失利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感：“那次失败确实让我很悲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原本以为很不错的能力，就像在越南一样。”

就在克里默默忍受失利痛苦的时候，他在白宫的老敌人也都一个个倒下去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共和党人在1972年6月潜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安装窃听器这一事件也许部分是因为民主党与反战运动联系紧密，而反战运动无疑会影响共和党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水门事件对1972年的大选没有多大影响，直到1973年，民众才知道水门事件的内幕，就在这一年4月，总统的两个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和H.R.霍尔德曼引咎辞职；随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因为另外一件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丑闻而辞职。

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几个月时间外出为国际救援组织（CARE Inc）募捐筹款。国会仍然对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虑在下一年的众议员改选中挑战克罗宁。

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托了一个民意测验来探测竞选事态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尔出来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也决定参加竞选并来到克里家里了解克里的想法。就在两人会面不久以后，克里决定放弃1974年竞选并把他为竞选所准备的“完全政治计划”交给了松加斯。松加斯借着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大受欢迎的东风击败了克罗宁，赢得了第五选区的国会席位。

此时，克里正为适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业而准备——他准备去上法学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后慨叹‘岁月蹉跎而去了，我还没有一门职业。’”克里说，“所以我决定去法学院。”他还说他“想学习辩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通晓法律，从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个立法过程”。

就在他国会竞选失利后的八个月，克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几天之后，克里就进入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该校位于波士顿郊区富裕的牛顿城，以培养出众多政治领袖而闻名。就在克里在课堂上忍受长达数小时的高强度学习时，朱莉娅也在家中忍受着由于本地居民对于克里的反感而带来的孤单和恐惧。“就在1973年秋天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不久，一块大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正落在她的摇篮旁边，摇篮就放在客厅中晒太阳，当时我独自在家。”她回忆道，“你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吗？……我感到非常无助、恐惧。”

尽管朱莉娅家里很有钱，可是昂贵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也让这个三口之家捉襟见肘。“我们入不敷出。”朱莉娅回忆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找了一个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这段时间内，一个换工住宿的人帮忙照顾亚历山德拉。

在法学院，克里作为一个全国人物，一个比大多数同学都大好多的“过来人”而显得分外突出。“我记得上课时我环顾这群一年级的学生，只见坐在那里的一个成年人就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还参加国会竞选。”托马斯·J.凯里说，他是教过克里的教授之一。

即使现在是一个在校学生，克里仍然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兼职做WBZ广播电台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从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还是MassAction的执行理事，该组织当时正在揭发国家财务总管（state treasurer）罗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及与银行的暧昧关系。这显然不能与领导反战运动同日而语，但至少它保证了公众知道克里的名字。

1974年，白宫最终公布了尼克松试图掩盖水门事件的录音带，随后，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这场丑闻远没有就此结束，公众普遍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产生不信任感。同时，在越南——越战导致克里对政府动机产生怀疑——美国军队也开始撤退。一年后，南越抵抗政权彻底溃败，西贡也失守。

与这些戏剧般的变化相比，约翰·克里——战斗英雄转为反战积极分子又转为政治候选人——正过着一个父亲、丈夫和法学院学生的平静生活。“不论有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学生约翰·克里只是观望。”《波士顿环球报》11月的一篇报道用了这个标题。克里，曾经登上全国新闻杂志封面并被普遍看做会在国会谋得前程的风云人物，现在“只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二年级学生，正在为宪法考试而烦恼”。记者克罗克·斯诺写道。

克里在波士顿远远观望华盛顿发生的一切惊天动地的变化，感到很满足，尤其是对尼克松的倒台。“想想发生了多少变化，想想过去这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克里对斯诺说。“当我为政府职位竞选时，尼克松还是总统，阿格纽还是副总统，我们对越南的介入还是件大事，而现在整个大环境全都变化了。”

还是在那次采访中，30岁的克里评价了他两年前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参加国会选举的经历。“充满了喊叫，充满了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极度亢奋。”他说，“作为一个候选人，你总是要在很多场合说很多话，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于是你总会就一些你根本不懂的事情说蠢话。随后你又不敢承认你说过的蠢话，因为你担心那会让你看起来更加愚蠢。这样你就处于一个你并不喜欢又无法改变的处境。”

在克里在校的第三年，凯里教授拜访了克里，请他加入波士顿大学的模拟法庭代表队。尽管克里百务缠身，他还是承诺优先加入代表队。凯里回忆道：“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是代表队的杰出成员，认真细致地为一些最高法院级的涉及复杂公共政治的案子准备口头陈词和书面陈词。”

1976年初——五个月后克里就要毕业——克里成了米德尔塞克斯郡地方检察官约翰·J.德罗尼的实习助理。5月24日毕业后，他接受了该所的全职起诉人工作，这又将揭开克里生活中新的一页，随后还会在这个年轻人的锦绣前程中写下重重的一笔。

克里决定做个律师，这让他的许多好友不解。“大多数人都告诉过你当个律师是尼克松时代的流行。”罗纳德·F.罗森布里斯说，他是克里的前助理和长期的筹款人兼顾问。“他们非常困惑民主党人、宣传改革进步的年轻人怎么会倒退回去做出那样的选择。”

但是克里说，他的父亲——在当外交官之前也是律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父亲告诉我学会如何办案子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克里回忆道，“我想成为一个出庭辩护律师。那是得到审判经验的最好途径。”数年以后，这段律师经历将会增加这个“马萨诸塞自由主义人士”的政治砝码。

克里32岁时终于取得了出庭资格，克里说他经手了25～30个小案子，全都胜诉。他的第一个重罪案是一个强奸案子，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波士顿著名的辩护律师威廉·霍曼斯。克里最终成功地将被告人绳之以法。“我很高兴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从来没有输过一个案子。”

克里最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一份工作，尽管年薪仅有12 900美元。他和朱莉娅在牛顿的栗子山路花了10万美元买了一处房子，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洛厄尔，搬到了波士顿最令人羡慕的住宅区——而且这里距克里的东剑桥办公室相当近。1976年的新年前夕，这对夫妇的第二个女儿瓦娜莎出生了。

不到一个月，克里就被地方检察官德罗尼提拔为第一助理检察官，并被赋予招聘和解雇雇员的权力。该检察院的许多助理都对克里的升迁愤愤不平，克里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因为太过于突出抢眼或得到了他人垂涎的位置而招致他人的愤恨。第一次是被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VAW)中的成员排挤，然后遭到1972年他在预选中曾经击败的洛厄尔和劳伦斯市的政客诽谤，现在又是德罗尼助理们的嫉妒。

克里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但是他有某种明星气质和媒体吸引力。地方最高检察官德罗尼打算全力参加1978年的连任竞选，克里则能够帮助他。“这次提拔也震惊了我，”克里回忆道，“我的意思是我十分惊讶。德罗尼也打算参加改选（下一年的），他知道检察院里有些问题需要别人帮忙。”

德罗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但却不幸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尽管他的思维还很敏捷，可是他的言语和行动日渐迟缓了。1978年初，克里想如果德罗尼的病情让他退出政坛，他就准备竞选地方检察官的职位。

同时，克里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革检察院，使其更加现代，办案效率更高，这也将帮助德罗尼参加改选。“约翰·克里事实上已经成了约翰·德罗尼依赖的左膀右臂。”彼得·W.阿格尼斯回忆道，他当时是检察院的年轻律师，现在已经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了。“克里给整个检察院带来了朝气、活力和超凡的魅力。”

克里帮助募集了38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并用这些钱招募人才，检察院的职员已经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许多新职员都是女性。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在当时算是革命性的办公举措：成立几个特殊小组专门诉讼白领和有组织的犯罪，制定一套帮助强奸受害人和其他案件受害人以及证人的程序，制定一个专门用于优先审理的案子的系统。“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现代的程序，不希望这种改变，他们显然认为（比我）更有资历，的确有一些比我资历丰富的人，”克里说，“但我们最终改变了检察院。”

到1977年夏末，克里展开了对麻省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豪伊·温特的调查，并最终让他第一次被判有罪。豪伊·温特因为威胁当地商人在俱乐部里安装黑帮拥有的赌博游戏机，而被判两个连续的九年徒刑。

除了执行行政权力外，克里也曾作为出庭辩护律师走上法庭，成功地使一件谋杀案和一件恶劣的强奸案昭雪，让犯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罗伯特·巴顿是那件谋杀案的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他后来成了一名审判官，他说克里“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出庭辩护律师”。但是克里又要做法庭公诉人，又要管理地方检察院，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审判有时不得不暂停，因为约翰·克里要不停地到外面办事或接受电视采访，”巴顿回忆道，“有时你不得不在法庭里等上个把小时。”

克里还成功地赢得了一个强奸案的公诉，犯人乔治·O.埃杰利为此不得不过上18～30年的牢狱生活，他曾是洛厄尔汽车经销处的一个服务经理。后来他又在别的地区因为1974年杀害一个通用汽车的主管而被判犯有谋杀罪。

克里的努力——以及他所吸引的民众的注意——增加了德罗尼'1978年参选的砝码。惟一的问题就是克里一直觊觎老板的位置。当时有两个人证实了这一点——巴顿，他在60年代初是德罗尼的助理；还有一个不愿公开姓名的德罗尼的朋友。他说，1978年初克里经常与他接触并说德罗尼的疾病会让他输掉竞选。克里委婉地请巴顿与德罗尼谈谈，让他退出并让克里参加竞选的可能性。

据一位著名的麻省政治人物说，尽管德罗尼那年秋天当选已经胜券在握，克里依然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威廉·F.加尔文是当时麻省的众议员，说克里曾经告诉他如果德罗尼的病使其无法任满任期，克里希望自己能被提名有竞选这一位置的机会。

加尔文现在是国家的部长，回忆起11月选举前他与克里的谈话，他记得这个年轻的公诉人为自己想了两个闯关办法：德罗尼胜出，然后他可以被提名；如果共和党人弗朗西斯·W.哈奇赢得最高检察官位置，克里说他的妻哥大卫·索恩认识哈奇并可以为他说情。加尔文说他本人觉得共和党人根本不会提名一个民主党人，尤其是克里这样如此年轻、如此有前途的人。

当时克里沮丧了片刻，但立即又神采飞扬起来。他告诉加尔文如果民主党提名者获胜，他认识的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将会帮忙。“‘我和约翰·赞帕雷利当时是米德尔塞克斯县南部契约登记官(South Register of Deeds）非常亲密，而他和埃德·金很熟悉。’”加尔文引用当时克里的话说。金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击败了哈奇，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最后德罗尼成功连任。德罗尼在连任成功后丝毫没有辞职的意图。

“这真好笑。”在告知克里加尔文的回忆后他如是回答，“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么清楚，这对他可不容易。他可能把这看做某种阴谋，但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那样想。我无限忠诚地想要帮助德罗尼改选成功。没错，如果他不参加竞选的话，我确实考虑参加。我可以坦然地承认这一点。”

就在克里全力帮助德罗尼竞选时，他的努力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德罗尼的竞选广告触犯了高级法院对于谋杀案的言论限制令，克里不得不在托马斯·R.莫尔斯法官面前承担他帮助设计的整版报纸广告的责任。

在法庭上，法官莫尔斯惩罚了地方检察院以自己案件做广告的行为，但很快就停止了对检察院的制裁，也拒绝了谋杀犯安东尼·杰克逊控告检察院的企图。安东尼·杰克逊的名字并没有在广告中提及——该广告的标题是《约翰·德罗尼解决麻省大案要案的幕后故事》——不过该广告确实涉及了安东尼和他之前因为谋杀而被判入狱的判决。“我不记得这件事了。”当提及此事时克里这样回答，“你觉得那是事实，那就是事实吧。但我觉得那可能是疏忽所致，显然没有人会刻意去触犯法律。”

就在预选前几个星期，一桩涉及卖官的丑闻充斥了各大媒体，新闻纷纷报道这个“来源不明”的消息。报道暗示这是涉及政府高官和有组织犯罪的大案件。有两个嫌疑人因卖低等官职而被起诉，他们中的一个辩护律师直接指责克里，说他对媒体泄漏了消息，违反了大陪审团的保密原则。“我们从来没有泄漏任何大陪审团的信息，”克里最近说，“绝不是我……我们可以叫人来对质，看看消息究竟从哪里泄漏出来的，我相信我知道是谁，但此时此地我不会说。我们相当担心，你知道，你很难透过层层阻力把一个秘密调查得水落石出。”选举过后，关于真相调查的事件就不了了之了。再没有嫌疑犯被起诉，之前起诉的那两人也没有进监狱。其中一个人交了5000美元罚款。一场看似轰动的大事件就这样草草了事。

就在1978年民主党预选前的最后几天，德罗尼的对手L.斯科特·哈什巴杰公开谴责地方检察院，声称该院适时地选择起诉案件和调查案件来影响选民并赢得选票。他把这称为“彩排好的媒体事件”。德罗尼仍然在预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哈什巴杰，这样共和党的候选人全部出局，这就意味着最后的胜利。德罗尼因病没有参加前期竞选，也很少接受采访，直到竞选的最后阶段他才抛头露面。哈什巴杰曾经是助理首席检察官，他一直充满自信，甚至直到选票结果清晰地显示德罗尼领先时，他还不相信自己被击败了。

在退出后，哈什巴杰来到了德罗尼的办公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是再选成功后，久受病痛折磨的德罗尼似乎恢复了活力。到1979年春天，人们显然可以看出，为振兴检察院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克里似乎时日无多了。德罗尼制定了新的政策，详细到了细枝末节，还因为微不足道的差错撤销了给克里配备的秘书以及两个被保护人。他还收回了先前赋予克里的许多权力。“1979年，很明显德罗尼感觉不错……开始说‘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克里回忆道。他知道自己在检察院里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被逐渐降低，他想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不会抱怨。”克里说，“他给了我这一生中从没有过的机会……我觉得这让我们两人都受益，当有一个人感觉不到受益时，那就是该分开的时间了。你知道，这种分分合合会经常发生。”克里说直到德罗尼1989年去世，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但当时在该检察院的公诉人普遍认为德罗尼排挤了克里，担心他最得力的助手会抢了他的位置。

改选成功后，德罗尼回到检察院，痛苦地发现员工已经分成了两派。“检察院里有克里的人，也有德罗尼的人。”乔治·E.墨菲说，他曾在DA做了20年的助理，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尽管德罗尼的人讨厌克里，可克里的支持者相当多。“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喜爱克里，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克丁那说，他在克里离开后接替克里成了第一助理，与克里一直是好朋友。“如果没有约翰·克里，约翰·德罗尼根本无法改选成功。”

毫无疑问，克里使检察院走上了现代化轨道，不过后来他对自己的成绩颇有点夸大其词了。比如说，这些年来，克里越来越夸大他如何减少了积压案件。在他竞选入主白宫的早期阶段，克里经常说他处理了12万件积压案件。但是，1978年克里帮助德罗尼竞选设计的一个广告上显示的数字接近3800件。而在1979年克里接受《洛厄尔太阳报》采访时，他因为处理了2772件积压案件而得到读者好评。而到1982年，他的一本竞选传记将该数字提高到了10 772件。事实上，麻省的记录表明，在克里任职期间，整个米德尔塞斯县高等法院的待处理案件，包括积压案件，一直没有超过7265件。

克里说他不确定他的数字的来源，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清理那些积压案件颇为耗费精力。“我们裁定了很多案件，还有很多由于缺少证据、缺少证人、当事人放弃诉讼等原因不得不放弃。”他说，“我们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审理。”

克里对曾经审理过的萨默维尔赌博游戏机威胁勒索案件也不乏夸大之词。1982年竞选时，他的一份公告宣称自己公诉了这个案子。事实上，就在克里直接调查案件、诱哄不情愿的证人作证以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词时，是J.威廉·克丁那，助理检察官——而不是克里——公诉了这个案子。（这份公告还把犯人温特说成是“新英格兰第二号犯罪组织的头子，事实上，温特在波士顿都排不上第二号，更别说新英格兰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报道。）

德罗尼再次当选地方最高检察官后，他开始打压克里以及他的支持者，克里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都在逐渐降低。他的提升以及失意一直都是同事们的话题。克里说他认识到自己的不如意状况后决定辞职。“我可不想坐在那里思索他的健康变化会给我带来什么机会。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

克里和罗恩·斯拉格，那些被德罗尼停职的助理检察官之一，合伙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坐落在波士顿的繁华地段——国家大街60号的一座摩天大楼里。在后来的两年半里，这对搭档事业非常成功，两人着重受理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公司贸易机密等方面的案件。

精力充沛的克里甚至还有一个与主业截然不同的副业，他在业余时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在波士顿的分部WCVBTV（15频道）的公共事务评论员，在每周一次的节目中就一些政治事件进行评论。“这确实是使他在公众面前露脸的一个媒介，”这档会谈节目的制作人马乔里·阿伦斯巴伦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确实不算是个政治名人。”她说这档节目尽管拥有的观众很少，但观众群很固定，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和白领。

1979年末，克里与朋友K.邓恩·吉福德在波士顿的昆西市场合伙开了一家面包店，他的搭档也是波士顿的社交名流、饭店老板，曾经是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助理。现在那家面包店还在经营，吉尔伯特&福布斯有限公司（Kilvert & Forbes Ltd.以二人母亲的闺姓命名），不过克里在1988年就卖掉了自己拥有的股份。

而此时，朱莉娅却被无法诊断的抑郁症折磨着——她后来说这可能是因为1980年初她父亲病故的消息导致的，但是她又补充说：“我的婚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在这段时间，朱莉娅还忍受着不明原因的间歇性麻痹，有时候她不得不用拐杖。1980年2月，就在她30岁生日的5个月后，朱莉娅描述她当时的状况：“我的头脑里都是混乱的声音，我的骨骼发出吱嘎的响声，疼痛极了。”她后来说：“我坐在床边，打算结束我的生命。几个星期来我一直默默地准备我死亡的这一刻。我觉得我很失败。我再也不能假装对丈夫、孩子有用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下来，蜷起身，再也不要醒来。”

她的计划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经历了这次自杀企图后，朱莉娅开始寻求治疗并持续了整个80年代。她的丈夫并不是不同情她，而是她一直深深地对丈夫隐藏了自己的秘密。“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有用，我带孩子们上学，照顾他们——我再也不会让这件事情（自杀）发生。”朱莉娅说，“而且约翰也尽可能多地在家里陪我。”

此时，她丈夫的法律事务所正蒸蒸日上。到1981年末，克里说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扩大他们这个两个律师的事务所。可是随着1982年选举的即将来临，一个政治机会也正在召唤克里，尽管这比不上克里先前尝试竞选的国会职位。

当时的马萨诸塞副州长托马斯·奥尼尔——美国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儿子，决定放弃副州长的职位，竞选州长一职。这样，第二把手的职位就空了出来，等待民主党人前去角逐。尽管这个职位没有什么专管领域，似乎也无足轻重，但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打算以此进入政界。克里也抑制不住政界的诱惑，决定搁置业务拓展计划，积极投身到竞选的行列中来。

“我决定要竞争这一公职。”克里说。

放逐结束了，他要东山再起，再次回到游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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