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高考，还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都属于地区或全国性统考，是意义严肃的国考

　　●考试与作弊是一对孪生兄弟

　　●许多考试是鸡肋，考生侥幸心理堆积成大错

　　●在小县城特别盛行，是因为农村考生出路比城里人少

　　●应试教育仍是观念主体，社会公共政策误导教育评价体系

　　●尚未找到新的替代方式前，只能采取更大范围内的防范

　　从6月10日以来，连爆作弊丑闻，就像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让我们媒体声声追问：到底怎么啦？我们的诚信体制？我们的考试尊严？象征着公平、公正、权威的国家统一考试不仅没有因为有关部门预防措施的严密、惩治办法的严厉而销声匿迹，反而发展至公开叫卖和集体舞弊，更为嚣张，仅仅是偶然吗？还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必然？

　　新颁布的《国家考试违纪处理办法》加大了对违纪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教育部在高考前宣称要重点打击集体舞弊，然而要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年高考全体考生首次签订承诺书，承诺在考试过程中诚实守信。这本身就颇具非议的举措，无异于给了纯洁的考场当头一闷棍。

　　许多考试是鸡肋

　　“如果考试失败，还有补考机会；如果考试作弊，你将失去学位。”这是昨天记者在浙大校园看到的一条横幅，横幅下是大学生埋首复习迎接期末大考的背影。

　　浙大一位在读博士生对记者说，只要有考试就有作弊存在，就像有买卖市场就必有小偷出现。他认为从人才选拔角度看，考试本身出了问题：“博士的学位考试，特别是英语统考，考还是不考是一种鸡肋。因为博士生专业英语很厉害，但普通英语水平就差一些，博士生学位英语考试要求听力(25分)中必须拿到15分才算及格，要不然你其他部分分数考得再高也通不过，我的一些同学年纪较大，英语听力很难通过，无奈为了拿到学位相互抄袭，有些还是为人师表的大学老师，但没有博士学位他没法评聘职称。监考老师也充满同情心，绝对监督不严。”

　　作弊现象在平时的考试中实为常见，杭州高级中学高三的刘正稼同学说，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有类似的想法：平时考试作弊无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反正最后的高考是不能作弊的，也就算了。而正是这种想法的存在，导致学生侥幸心理的堆积。另外，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氛围，导致很多人将考试当成龙门，跃过去似乎就能“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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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在执行制度的“人”身上

　　像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之类的国考，由于全国考点众多，做好保密工作难度比较大。然而从保安到武警，从口口相传到电脑控制，国考的运输、交接、保管过程一年比一年严厉，漏洞何以年年还有？

　　杭州二中叶校长说：“从已发生的几起舞弊案看，小城镇为主，以前农村考生高考落榜后出路还有当兵，现在当兵条件不再诱惑人，出路只有进城当农民工，所以他们会处心积虑地想出种种歪招，当地教育部门甚至就是同谋，还美其名曰：关爱考生。”

　　杭州市招办主任杨能耿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严密的制度，如果人不执行，就形同虚设。”高考明确规定，学生离开考场时不得携带任何纸张离开，包括草稿纸，然而却有学生能将试题抄好带出门；高考明确规定，学生不能带手机入场，然而却有众多学生能堂而皇之地在考场看手机短信。纵观媒体曝光的几起国考试题泄密案，无一不是被个别事先有机会接触到试题的人监守自盗，窃取了属于国家绝密的试题，然后进行传播。法律规定得再细，还是有人犯法，“问题还是出在执行制度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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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多为考试经济谋

　　重庆大学女教师孔某利用监考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机会，伙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屡次贩卖四级考试答案，非法牟利20万元。有人说，考试和作弊就像是孪生兄弟，只要有考试存在，就有作弊。更何况这些考试涉及到考生的重大利益——高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关系到考生将来的工作、收入及社会地位。正是由于这些考试对考生的重要性和由考试带来的“考试经济”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会有人铤而走险，破坏竞争规则。

　　也许这些人起初并没有心存牟利之心，不过是碍于亲情、友情，禁不起软磨硬泡，或一时意气用事，把考题透露给了个人。而后有人“知恩图报”，他才猛然发现，原来这也有利可图。于是一而再，再而三，把试题当作发财的聚宝盆。

“考试经济”的利益驱动力有多大？就此问题发表您的看法

　　精英主义：社会公共政策的误导

　　个人泄题如此，集体舞弊又如何解释？“部分地区现行评价体系给部门和学校带来的压力！”杨能耿一语道破。一些地区完全以升学率为指标，给教育部门和学校带来巨大压力，在无法迅速提高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提高高考上线指标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松一点儿，再松一点儿”，给学生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

　　杭州市教科所主任施光明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社会公共政策的一种误导。“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本地又引进留学生多少名，给予怎样的优惠待遇，如何破格提拔等等，这是一种精英教育，它暗示并鼓励人们，让自己的孩子考上著名大学、出国，就有了光明大道。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就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铤而走险，堵不胜堵。而作为生活在其中的教育部门、主管的决策行为也同样受到这种公共政策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看，作弊自古有之。唐代刚推出科举制度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作弊，而到明代中后期以后，群体舞弊愈来愈嚣张。作为一个制度，它已经走到了顶峰，无论如何完善都无法革除自身的弊端，必须有新的形式来代替。“我们尚未找到新的替代方式，随意更动会引起更大的混乱，也许在这场涉及到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政策的改变到来之前，我们只能采取更大范围内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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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转型中的必然问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家长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和成长的人，在他们世界观和道德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这个道德真空年代，一些家长本身在公德方面就存在偏失。而他们的孩子又是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幼儿园、小学、高中到大学，已经习惯了父母为他们打点、走后门，这对孩子的心理有很大影响，有钱什么买不到？”

　　“市场经济也冲击了高校的神圣性。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本身在学历、学位教育方面也存在问题。专升本、在职研究生班到处泛滥，一些人从来不上课，考试时找个枪手照样拿文凭，这对高校老师也有腐蚀作用，用钱买试题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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