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无法评价一本法律经济学的专著在其品味和学术成绩上的高低，那是因为很多著作的成就和给作者带来的荣耀的发生在许多场合下都留给了时间。因此，本文对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的评价仅仅是就事论事的浅薄之言，在一定意义上远未能突显其学术上的深远影响。

　　弗里德曼此书贡献的首先是他解释法律的经济学视角，这一视角形成于50年代末期的美国，它曾经被诸多法律经济学家采用，当今法学领域流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弗里德曼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指出本书为一个经济学家所著，他考察的是理性行为个体如何根据他们所面对的法律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及这种调整会产生何种后果来试图理解法律制度(该书引言第2页)。

　　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该书引言第2页)，任何行为都为某一理性经济人发出，意在达到某一目的，而弗里德曼同时假设法律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的而言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法律制度的设计符合理性人的目的。弗里德曼指出，假如给持械抢劫杀人和持械抢劫致人死亡处以同样的罪行会导致人们杀害被害人(该书第2页)。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为这样的结果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在这种前提下发现了法律规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法律制定出了规则。当然，本书指称的所有的规则都是针对有意义的，即理性的规则而言。

　　但是弗里德曼造福读者的远不止于其解说法律经济学的学术深度。弗里德曼无疑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这个有趣的人写出来的书也必然是有趣的。如果说就我对弗里德曼所拥有的知识而言，也许反过来说是更加合适的。有时候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书之间存在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共谋关系在我人为的“无厘头”反复诉说中显得有些如同文字游戏，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英国学者的著作在作者本人严谨刻板的学术态度支配之下显得晦涩难懂，相对而言，美国学者的著作就显得简易和通俗得多了。而作为美国人的弗里德曼的著作或者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相对于波斯纳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本极有趣味的读物。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例子，向人们解说了经济学如何衡量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因此，他才会在开篇便提出给持械抢劫杀人和持械抢劫致人死亡处以同样的罪行会导致人们杀害被害人的惊心动魄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背后，经济学的理性规则开始说话。在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的作用下，施与刑罚应当比民事赔偿更加谨慎有其依据(该书第3页)。而经济学家的刑罚风险理论比法律学者的正义理论更有利于解释，一个将其富翁叔叔推下山崖意图谋取财产的犯罪人即便他只有一个富翁叔叔也应当判处刑罚，那是因为，虽然对谋杀者进行惩罚不会挽回受害人的性命，但是这种惩罚所建立的法律规则可能威慑后来的谋杀者，并因此挽回那些潜在受害者的生命(该书第5页)。

　　因此经济学家这样评价法律，一个坏的法律会伤害双方，而一个好的法律从长远来看会对双方有益(该书第7页)。经济分析应用于法律的过程，一方面是对法律进行了审慎的衡量，另一方面，也对法律规则进行了重塑和设计(参见该书第9—10页关于法律经济分析的三个相关部分)，归根到底，就是将经济学的理性假定贯穿于法律经济分析的全过程。

　　弗里德曼列举了浅显而且充满趣味的例子，娓娓道出经济学对于法律规则的解释方式，不仅是对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良好传达，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传达的方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难以为外行人轻易进入的惯常面貌。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著作的公式和经济学独有词汇中摆出的高姿态总是在无形中将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拒之门外，他们试图向我们解释经济学的分析规则，但是他们的解释方法却拒绝了我们真正理解这些规则。

　　以公式的多少和句子的长短来判断理论的深奥程度的看法可以休矣。毫无疑问，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是一个授业，解惑的优秀范例。他以通俗的行文对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表达，波斯纳说，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是对法律经济学的卓越贡献。(文/吕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