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女儿梅丽要结婚了。当我把这喜讯兴奋地告诉亲友时，他们问：“新郎是哪里人？香港的？台湾的？”“都不是。他是美国出生的非洲人。”听者忽然一脸严肃，继而惊讶：“黑人？”我点头说正是。大部分亲友均呈不解：“难道你无权阻止？”“阻止？为什么要阻止？”我的心差不多碎了。

　　我早就知道亲友们的激烈反应。我曾对梅丽说：“我不瞒你，我当然希望你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但是你既和达文真诚相爱，我就要为你们祝福。”“那你不反对了？”梅丽问。“我没有半点反对的理由。达文是个稳重成熟的人，我也喜欢他。”我向她保证。

　　我谦卑地问自己，中国人比黑人优越吗？达文告诉我，他的外婆起初也不赞成他娶一个中国女子，因为她对中国人有偏见。后来她仔细观察梅丽，开始改变了态度。

　　达文的父母也和我见了面，一见如故，他们回去向外婆报告说：“这家中国人，不像你印象中所想的那样。”这一对青年的结合，就此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

　　然而，还是有一关，我要把这事告诉母亲，那时她年老多病，我恐怕她受不起刺激，含糊地说新郎是姓谢的。母亲问：“谢什么名啊？”我做贼心虚，诚实地报上来：“非洲姓谢。”她果然明白儿子的心，安慰我说：“黑人不是人吗？天下族类，都是上帝的儿女，你等等，我给梅丽一个红包。”她从病榻上支撑而起。

　　今天，梅丽和达文结婚已有9年，他们有一男一女，可爱极了。

　　我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梅丽教他们简单的中文，每一次他们叫我一声公公，可真乐透。

　　这些年来我和达文经常见面，体会到他所受的歧视是多么的残酷，我身同感受。他没有过错，只是他与生俱来的肤色使他吃尽苦头，心想中国人也常说被白人歧视，那委屈哪里及得上达文呢。

　　20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侯活·古烈芬(Howard Sriffin)有一个感动，他相信除非自己“成为”黑人，否则无法了解黑人的痛苦。他用化学油剂漆使皮肤变黑，住入贫穷的黑人区，学习讲他们的言语，亲身经历到歧视与羞辱，他把见证写成了畅销书《黑色如我》(Black Like Me)。

　　人的优越感、狭窄、固执，产生了行为上的歧视，像不治的瘟疫肆虐于人际关系中，扼杀了良心与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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