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鸣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肖鸣政教授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曾经对我国的高校评价体系进行过专门研究。

　　记者：对于高校的评价体系，人们普遍认为最早起源于美国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另外，据资料表明，英国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和《卫报》等都推出过高校评价项目。为什么国外影响力很大的高校评价多数是由媒体推出的？

　　肖鸣政：相对其他机构而言，媒体做高校评价至少可以更超脱一些。

　　在国外，大部分的高校评价确实都是由媒体推出的。媒体，特别是知名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一般比较高。媒体接收和传送的信息量本身很大，发放和回收问卷也比一般的机构要方便，容易为被调查者接受。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媒体做高校评价的操作性很强，这样的高校评价更容易被人接受，影响力也就逐步扩大了。

　　记者：我国的高校评价为何可信度参差不齐？

　　肖鸣政：目前，每年高考前夕，各类高校评价结果会陆陆续续地推出，这对家长和学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些机构之所以投入、制作并想发布这类信息，商业因素应该说还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考虑。这些机构要掌握一些软性的指标数据，比如大学声誉等，就必须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而问卷的发放与返回需要一定的成本，有些机构不愿做那么麻烦的事情，或者虽然做了但不够严谨，这恐怕是导致目前高校评价声誉不高的一个因素。

　　其次，一些高校评价不分文理。也就是说，没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指标区别对待，使得社会科学的重要程度完全附属于自然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评价，甚至可有可无。比如说，高校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数量在某些评价体系中占非常重要的权重，但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院士，如果把二者混合排列的话，那么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高校自然得不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不公平、不客观的。

　　以往一般的大学评价都是由某个专业机构独立完成，在数据的取得、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等方面比较困难，面不会铺得很广；另外，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也会因为经费和人力的问题而倾向于一些比较容易取得数据的指标。这对于高校评价的可信度而言都是有损害的。

　　记者：如何才能真正提高高校评价的公信力？

　　肖鸣政：首先就是需要有独立的、超脱于大学本身的机构来主持或者委托其他机构执行这样的评价项目。

　　当然，最主要的是两个环节上的问题。第一，客观地站在高校实力、竞争力的立场，制定科学的指标体系。高校的重要产品之一就是科研成果，这是大学传授知识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所以，在科研成果的指标制定上就必须非常慎重而科学，不能因为某些数据较难取得就放弃这些指标。第二，用科学的方法取得准确的指标数据。我认为，应当从最权威的地方得到指标数据，教育部的数据库就是客观、齐全和准确的数据来源，也比较易于取得。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大学评价的运行模式应该是，官方部门(如教育部)＋社会组织(如知名媒体)＋科学研究机构(如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样的运行模式可以做到相对的客观、公正，并且没有具体利害关系的牵涉，有利于提高高校评价的公信力。

　　记者：中国何时能够出现和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的高校评价一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由知名媒体牵头的高校评价体系？

　　肖鸣政：中国应该能够出现这样的高校评价体系。媒体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机构，独立出资、委托开展的高校评价，因为其本身不接受其他外界的资助，所以是价值中立的，没有特别的导向性。另外，媒体做高校评价项目，如果该媒体社会公信力较高的话，它利用自身的公信力资源，也更容易掌握比较全面的信息和数据。从这个方面说，媒体做高校评价项目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解决模式。就国内而言，媒体做高校评价可以超脱大学的束缚，可信性相对也会高一些。(实习生 叶慧珏 本报记者 张东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