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夸大成绩等现象已屡被发现，有的为了追名逐利，参与商业炒作，已发展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的地步。”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在很多场合表达过这种忧虑。

　　他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科技评估导向在起作用。

　　成果评估不能“一刀切”

　　秦伯益说，各级领导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多出、快出成果。这想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在制定规划和计划时往往较多地强调出成果的数量、速度和档次，较少强调成果的内在质量。科研评估中也往往是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一切，缺乏对不同类型科研成果的评估标准和办法。

　　他解释，不同成果的价值体现是不同的，有的体现在社会效益上，有的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有的体现在理论的升华上，等等。有的成果在当时还看不出它的意义，过若干年后才被认识到。用现在的评估体系去评的话，这样的项目肯定会被淘汰。

　　“打一个比方，我们喜欢的是天天打鸣的公鸡，而不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雄鹰。”他说。

　　一个完整的评价机构需要同行专家和评审专家

　　科技评价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既需要有同行的专业知识，也需要评价工作本身的宏观考察能力，所以一个完整的评价机构至少应该请两部分人参加工作。一部分是同行专家，另一部分是过去我们几乎没有依靠的评审专家。

　　首先，评价科技工作，不能不靠专家。尤其是前沿创新性工作，我国尚没有相关咨询系统，全世界还没有几个人懂得这工作创新点之所在，更无法判断其价值。这时，同行专家评审往往是最具决定性的一环，可以一锤定音，也可以一票否决。

　　另一方面，专家不是天平。“怎么能要求专家什么都评得准确呢？”秦伯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我过去在医药卫生界参加过国家级和军队的很多评审工作，很多待评项目我都不懂，只能跟着主审专家画圈。而且越是高层的评审机构覆盖面越宽，不懂的东西越多，越是外行评内行。被评的人怕我质疑，我怕提错问题露了馅。这种尴尬场景至今心有余悸。”

　　政府的作用决不是任意干预和包办代替

　　秦伯益说：“目前的管理办法，对常规技术工作的管理可能比较适合，对原始创新性研究不合适。很多政策和规定往往便于管理者的管理，但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研实践。”

　　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现代科技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运作，官产学一体化。但政府的作用决不是任意干预和包办代替。政府在具体业务上的过多干预，效果历来不好。

　　此外，国外科研机构用人是逐级负责，严格实行岗位能级管理，职责清晰，效率很高。科室负责人根据编制用人，他会精心挑选，合理搭配，组成一个精干高效的团队。在团队内部，指导思想一致，指挥关系顺当，双向选择，很少扯皮磨擦。不像我们常常是用人的人不能管人，捆绑夫妻拉郎配，矛盾不断，力量抵消，效率低下。如果由用人的人管人，既可以用得其人，也可以减少现行考核方法中不少弊端和形式主义的繁琐工作。

　　他认为，科技界的浮躁更是个由来已久的大问题，这是与社会浮躁分不开的。很多单位还别出心裁，层层加码，将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措施推出来，逐级定指标、摊任务、造声势，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大肆炒作。把刚想做的，说成做了；把刚开始做的，说是做成了；把刚看到的苗头，说是成果已到手了；把刚做完的，说成是完美无缺了。

　　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心态，有时会造出虚浮浅表的成绩，使人得到暂时的鼓舞，但这种成绩，往往是“竭泽而渔”。昙花一现后，就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了。这就表现在我国科技成果不少，但转化率低；科技论文不少，但引用率低；科技创新不少，但高水平的原始创新绝无仅有。

　　比如在医药卫生界，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寥若晨星。医药科技人员“言必及基因，话不离分子”，结果基础医学研究在进步，医学模式却在倒退。

　　“这种浮躁状态已经明显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研究解决发展我国科技的深层次问题，早晚会暴露科技浮躁带来的恶果。”秦伯益说。(本报记者 周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