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有警察问我，我完全可以用职业秘密的理由拒绝回答。晓蒙说他完全相信我不会去害他们，但是他投了不少钱进去的堂弟怎么想想就不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怕出事，断了财路不说，还要坐牢。但晓蒙说，为了朋友，一定会去努力。

　　过了两天，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晓蒙来电话告诉我，大家基本同意在上述的条件下被拍摄，但还需要我进一步做解释。我通过晓蒙把工场的十个成员都约到一家附设卡拉OK的中餐馆，又做了一番导演阐述，并强调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保护措施。晓蒙首先表示同意，说我不怕，就是不遮脸也不怕，来法国做工，又不是来法国做贼。大家纷纷附和，包括晓蒙的堂弟在内，没人表示反对意见。

　　那一个晚上工人们玩得都很高兴，一个接一个地唱歌，红酒下去五六瓶。小老板面红脖子粗地给我谈他的胆略和发展计划。他来法国也有几年了，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天天打工的日子他过不下去了。工场的投资是他几年的积蓄，加上从朋友那儿借了点，国内父母也给了点。他指望能有一两年不出事，这样就能赚上六七十万法郎，算是小小地翻了个身。但是，他也意识到，扔进去的十多万，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赌博。

　　我后悔没带录音设备，就说到拍摄的时候，这些事儿你再给说一遍。他满口答应，说自己有的是话说。晓蒙在别人唱歌时悄悄地对我说，他向大家转述了拍片的具体想法，表示他自己不怕，愿意被拍摄。其中有两个工人，是晓蒙帮着叫到工场来的，和我以前也认识，也受过我小小的帮助，便成了晓蒙的支持者，一致说我做事，肯定不会有害于他们，这样，加上晓蒙的妻子晓晓，持赞同意见的已经是半数。剩下的工人们于是认为，既然老板的堂兄都不怕，大家也没有怕的理由。晓蒙的堂弟，碍于和我认识，加上亲戚的面子，开始答应得很勉强。晓蒙于是“启发”他，夸张地说我上认识法国的部长，下认识警察局的警察。这次帮我个小忙，以后我能帮上大忙。于是他终于变得痛快了。没想到晓蒙还施了这么个小小的诡计。我是有些政府部门的熟人，也知道所谓帮大忙，就是解决居留问题。而非法移民身份能否合法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巴黎一家叫迪奥新闻社的制片公司立刻采纳了我的选题。我随即又联系了一两个替非法移民伸张权益的左翼协会和温州华侨社团，以及法国移民管理机构和打击非法移民的警察部门，大家都很欢迎对其进行拍摄采访。这样，完成一部电视片的要素都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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