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大教授朱苏力

　　如果人文底蕴是流变的，那么今天的人文底蕴也许就是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承认传统同时又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如果时代需要即使没有这种传统就从我开始创造这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在学术问题上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就是坚持用科学和理性来考察和验证信仰，就是求真务实和想像力、抽象力的结合，就是不断超越今天，超越自我的进发。也许可以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话来概括，就是要“与时俱进”，追求卓越。

　　近年来，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或研究者要有人文精神，要有人文底蕴。表面看来，这一命题的提出是近年来打破现有的学术建制、促进交叉学科研究、鼓励学术创新之努力的一个产物；也是对极“左”思潮下中国学术发展反思的一个产物。其基本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假定——是，如果有了更强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或人文底蕴，社会科学研究就有更多的创新可能，因此会大大推动中国当代的学术发展。

　　什么是人文底蕴

　　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底蕴”？一个词说多了，仿佛人人都知道其含义，但往往没有人能说清。因此，为了避免“三岔口”现象，首先需要把这个词操作化一下，这样才能在经验上看出其优劣利弊。

　　如果人文底蕴指的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甚或是较强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我当然赞同。但是，如果这个备受赞美乃至有点神圣的语词仅仅指这种专业人士的基本素养，甚或这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要件，那就太委屈这个词了。任何学科研究的一个起码条件就是要对语言文字有良好的把握，因为人们的思考和交流都必须借助于概念和语言。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即使能够准确清晰理解文本、表达思想和命题，这种能力却不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语言学家并不可能因为其研究的是语言，就比社会学家或法学家更能精确表达一个社会学或法学的命题。诗人有可能直观地感受并表达某个命题，但往往是下意识的；就表达而言，某些按照语法看来很蹩脚的句子在特定时候，对于某个专业来说就是精确的表达。例如，“不忠实的配偶就是——不忠实的”(波斯纳语)这样的同义反复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事实上许多语言交流的强烈效果往往来自对习惯用法或语法的偏离、背离甚至颠覆。而且，理解是在传统中完成的，因此，语言表达的准确、优美与否都必须相对于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传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前现代的学术现象。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上，只有首先想清楚，才能表达清楚。而“想清楚”不是文字的能力，因为在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必须想的是事而不是词”(霍姆斯语)。

　　如今社会科学界有些人的文字确实很糟糕，语句不通顺，文字枯燥无味。但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或文字水平太差，而更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学科研究就很差。事实上，杰出的学者往往都是杰出的写手，他们甚至会以自己的文字表达方式改变约定俗成，而不是相反。近年来，在中国学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散文很受读者欢迎。但这些学者其实未必是各自学界中文字功底最好的，他们会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会有错，“的”、“地”、“得”不分，句子也可能很拗口别扭，有些学术观点也有争议甚至错误；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影响这些文字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可以说，他们几乎总是这个学界思想最活跃的，最有见地的学者。

　　如果更宽泛一点，“人文底蕴”是指对文史哲的了解，甚或是深厚的了解？甚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由于其读者群的限制，当然应当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甚至是必须了解。但是，如果他对中国历史并不很了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讲不出老庄孔孟，不知道“明月几时有”，只能“把酒问青天”，难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了吗？或者是他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我们就因为他没有这种“人文底蕴”，他的论文中没有引用孔子或老子的话，价值就降低了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许多知识，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洞识，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或素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中国经典一定更有学术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研究的素材而言，传统文史哲材料并不必然比其他材料(例如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更具知识品格上的优先性或优越性。近年来对口述史的研究，对“小传统”的研究，对民间社会的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发现了传统的——集中于“经典”或“大传统”的——研究的局限。甚至，研究传统的文史哲也不比研究西方的文史哲(经典)更高。它的惟一优先性可能是：相比于西方古典，它更容易为中国人接近，因此使用起来成本更低；而相比起当代中国普通人的智慧，有可能更为凝练，因为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使用起来可能收益更大；相对于“口述史”、“小传统”而言，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可能更具有一般性。

　　或者，人文底蕴还应包括像中国古代文人学者一样要懂得一点琴棋书画？会吟诗诵词？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风度或生活方式？我在后面将论述，这种生活方式或知识类型不过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不错，“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有一种苍茫的历史感；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癰名”呢？说穿了，不就是夸耀自己嫖妓吗？我们能不加反思地赞美这种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知识类型，将其笼而统之称为“人文底蕴”吗？

　　上面的分析已经令我们发现人文底蕴这个词的边界不清楚。因为其不清楚，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用；也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又不大可能真正有用处。大家都可以说这个词，都可以提倡，但是提倡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如何看待前辈学者的人文底蕴

　　我们屡屡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前辈学者有何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甚至是“学贯中西”，而今天的学生或研究者是何等的缺少文化素养；我们需要培养大师，出路就是增强对(中国的)人文知识的了解，增加他们的人文底蕴。这一判断或教育思路，如果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或人才培养，我认为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基本是错误的。

　　我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一些起码的文史哲知识。因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忘记历史，必蹈覆辙”(桑塔雅那)，“没一点哲学，一个人终生都会是偏见的囚徒”(罗素)。但是，有这些知识既不是社会科学发展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充分条件，甚至未必是必备条件。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近代许多前辈大学者确实都有很强的文史哲功底。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有成就的学者是否都伴随着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更强的文史哲功底，而是，他们的成就是否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史哲功底呢？只要回想一下，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显然并不是同辈人当中文史哲功底最强的，有许多人甚至是当时的文化反叛者；常常被一些“老学究”斥之浅薄，指责他们没有读几本书就“数典忘祖”。而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传统了解不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才做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往往都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学术训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如果金岳霖没有留学，仅凭着他的文史功底，不可能开掘出现代的逻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冯友兰如果不是到了美国，既不可能撰写出《中国哲学简史》，也不可能撰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钻研西洋文学并留学欧洲，钱钟书能否撰写出《管锥编》和《七缀集》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更客观的评价，因此可能有些大逆不道，即使那些我们今天仰之弥高甚至称之为泰斗的，既受过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同时也有很强的中国人文底蕴的前辈学者，如果放在世界文明和知识发展史中，放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学术的贡献并不如同我们夸奖得那么高。而当今的一些学者不仅就知识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识的贡献而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例如，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对当今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可能要超过我们尊敬的陈岱老当年对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尽管可能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或其他方面仍然不如陈岱老。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今不如昔”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知识格局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阶段很类似，都曾比较重视所谓的人文——在中国，主流是文史哲；在西方，主流则先是神学、历史以及无所不包的“哲学”等。进入现代之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都出现了知识格局的转变。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需求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转型了，但是社会对知识的评价标准一定会有一个滞差，因为社会发展总有滞差，社会对于知识的界定和接受也总有滞差。当知识转型迅速和急剧时，更是如此。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学术的评价往往沿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标准——人们不是以知识创新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而还是可能用诸如博学、文采以及与传统热点问题的关系距离作为评价标准，哪怕这时的学术前沿已经改变，学术评价标准已经改变。社会和学术界的评价标准有这种错位或滞差很正常，并且也有正当理由。因为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新知识还没有带来可见的明显利益之际，人们没有理由赶时髦、追风、当学术追星族；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对于学者个人是理性的，实用主义地看，对社会稳定发展和保持知识断裂中的外观连续性也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科学一定不如前辈的学问了。也许这种“今不如昔”的怀旧心态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正在发生改变。

　　而且，在这种改变时期，往往会只是因为转型而造就一些“著名”学者，尽管就学术而言，并非顶尖学者。想一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围绕《孔子改制考》的争论究竟有多少学术意义或贡献？如果从学术上看，胡适的贡献有多大？最多是开风气之先而已。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方法论，仅仅是一个命题而已，并没有多少方法论的分析和阐述，哪怕你不用细致辨析，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他的所谓“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新词而已，远不如皮尔士、杜威、詹姆斯的分析论证细致，也不如他们深刻。但是社会变革毕竟创造了这样一批著名学者，由于人们并不深究“著名”的来源，也由于学术的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会转移——特别是在“学而优则仕”的没有专业化的社会传统中，人们往往会夸大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著名学者”少了反倒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件幸事，这意味着学者较少通过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获取学术名声了。

　　还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普及和下移的社会。如果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知识垄断相比，当代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多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一定多了，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更多了。我在上大学之前甚至上大学之后的一段时期曾痴迷于文学写作，当时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如今的许多大学文史哲教授还不如以前的作为中学教师的何其芳，有“今不如昔”之感慨。如今，我才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旧中国大学里人才荟萃，而恰恰意味着当时高等院校很少，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很少。如今教育机会多了，博士多了，教授也多了，像我这样只有中等学术资质的人也可能成为教授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想一想20多年前，北大每个系都只有几位教授。而如今哪个院系没有十几、二十名甚至数十名教授？！因此我们仅仅从教授或博士的名称来看，似乎我们今天的教授或博士不如从前了。

　　此外，在先前的社会中，由于人才比较少，社会关注集中，人们也更容易记住。人一多，即使他们同先前的精英人物同样杰出，但由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人们也很容易感到现代社会平庸，没有拔尖的人物。其实没有拔尖的优秀人物，也许恰恰是优秀人物多了，而不是少了。我们今天这一代人都记得新中国有“三钱”，记得华罗庚，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我们今天能记住哪位航天科学家呢？哪位核物理学家呢？可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前进了，而不是落后了。我们已经不大可能刻骨铭心地记住任何人了。这是一个不再刻骨铭心的时代。

　　人们在比较当代和先前时代的学术的时候，往往会用先前最好的同当代最差的相比。因此，“今不如昔”是一种普遍的民众社会心理。一提起春秋战国，我们就想起孔孟老庄，儒墨道法，诸子百家；一提起20世纪30、40年代，我们往往会提到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但时光和我们的记忆都是一个过滤器，它们会把那些不知名的人物都过滤了，剩下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在当代，或者是由于“远香近臭”，或者是美感需要距离，或者是任何人都只能对现实不满，或者干脆由于我们对于同代的竞争者总会有“嫉妒”，总之，当代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只是那些最不像话的、最糟糕的人和事。我们会提起老北大，提起西南联大，似乎那时是一片辉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围城》，不要忘记“三闾大学”，不要忘记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不要忘记方鸿渐在那个环境中还算是一个聪明人，一个好人。我们也常常会回想起建国初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或外国文学所的群星璀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洗澡》笔下的那些人物。我的一位研究生，业余时间弹古琴，一天就突发奇想：皓月当空，面对高山流水，古人之所以在弹琴前要沐浴焚香，兴许仅仅是为了减少蚊虫叮咬，从而能集中注意力，而并非如同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浪漫。这种尼采式的谱系学追究，固然令人扫兴，但它或许揭示了生活的原生状态，并且会令我们对以往的黄金时代有所警惕。

　　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一一明确梳理的因素，那么我们对今天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的评价，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评价可能就会比较公道一些。

　　人文底蕴未必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

　　首先任何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即使掌握更多的文史哲知识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但这需要研究者支付的代价可能是对本学科前沿或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了解。基于机会成本，一个学者则总是必须有所取舍。我们无法事先确认，人文学科的底蕴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否是最需要的，是否是成本收益最好的。

　　最根本的因素是，如果说有什么人文底蕴的话，那么这种人文底蕴也是并且必定是流变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文学上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历史演变就已经表明人文的流变；儒学形态的历史变迁及其在近代令人感伤的衰落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就狭义的人文底蕴——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来看，它们其实是扎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统治力弱有关，“孝”则与农业社会缺乏养老保险有关；而古代文人或学人的那种人文精神或情趣，那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系统化表现，而并非当时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感。它们确实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种悠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或隐含了包括未来的一切时代和社会的先进文化，还是由于它们集中体现了发展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从功能上附着于并维系了这种生活形态？对此，我无法准确回答。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今天，在一个工商社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肯定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事实上，许多也可以视为人文底蕴的东西，甚至会被今天的主流平民文化断然拒绝。在今天，“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癰名”的才子——即使不考虑作者当时的官员身份——风流潇洒不仅为今天的平民主义道德无法兼容，受到女权主义的大力批判，甚至会被公安局抓去罚款。因为尽管现代社会在性的问题上变得更为开放了，但这种开放和“薄癰青楼”完全不同。现代社会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宽容第三者、婚外恋，但不能宽容“薄癰青楼”，不能容忍纯粹金钱的性交易。如果今天哪位社会科学家想学习并实践这种“文化底蕴”，那一定会被当作学界腐败闹得沸沸扬扬。

　　其次，强调传统的人文，即使可行，也不无可能窒息今天人们的创造。“知识创新”、“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至少在年轻一代中事实上已经成为潮流。因此，不无可能，我们今天轻视、鄙视甚至试图予以校正的那种大众文化，也许会在下一代被认为体现和代表了今天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社会求新、进步的表现。

　　坦白地说，我个人的人文底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比较陈旧。我看不起文化快餐或快餐文化，认为它既不精致也不完美；但这是从我的偏好而言，而一旦我把自己摘出来，从法学和社会学家的角度较一下真，我们又会认为哪一种文化是绝对好并永恒完美的呢？而所谓的文化快餐，如果放在当代社会中看，难道不正体现了一种知识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趋势，不正体现了一种人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追求，不正体现了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吗？而这反映和回应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急剧和普遍转型，从一个相对静止的农业文化到一个更为生动强健的工商文化的转变。如果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需要的主要知识就是用完即扔的知识，如果在这个社会中知识的折旧率就是很高，难道我们可以并可能因为我们对文化的评价而要求社会适应我们吗？我们今天观赏传统京剧的人大大减少了，绝不是因为观众的人文底蕴少了，而是时代变了，今天的城市白领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肯定要比传统时代的京剧观众(他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也背不下历史朝代)的文化底蕴厚得多。

　　也的确，古代有不少官员(包括“赢得青楼薄癰名”的作者杜牧，在今天他肯定是腐败的官员)，甚至很高的官员(例如白居易、元稹；例如王安石、苏东坡；例如韩愈、司马光)吟诗作画，文采飞扬，而今天自打毛泽东之后，却没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可与这些古人媲美的。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当我作这种比较时，已经犯了时代错误，表明的只是我的观念陈旧，因为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社会的变迁，知识的分工，职能的转换以及选拔的标准都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员首先不是文人学士，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根本不看重官员的书法如何，诗歌如何，文采如何；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甚至在大学里，包括人文底蕴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长、系主任的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习气。甚至我们今天挑选教员的标准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许偶尔还会称赞某个老师的板书写得好，有书法功底，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挑选教员、评定职称的标准了。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对文化知识的评价体系都已经变了。

　　事实上，除了一些只属于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蕴外，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东西都必定是在社会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必须是对人有文化的召唤力和感染力的。“人文底蕴”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个时代的规定，甚至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而只能是多时代的交叉共识。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感情的真实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诚也不保证正确。

　　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不可能推进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我们很可能陷入一场关于谁的问题才是正义的问题或谁的正义问题更正宗，因此不可能有结果的讨论。

　　因此，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压缩甚至压制另一类同样诚实、认真、科学尽管可能是有错失甚至有错误的研究，挤压某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也可能永远不起眼但可能有潜力的研究。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或人文底蕴中隐含着某些学者的居高临下，过分自信。它既隐含了一种哲学上的先验论，即有些问题天生或根据定义就是更有价值的，对学术是更有贡献的；同时也隐含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即前天昨天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也会有价值，并且永远有价值。

　　讲演者小传

　　朱苏力

　　教授。1955年4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学问中国》(合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等。主要译著有《法律的运作行为》(合作)、《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