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基本信息 第2页:序言 第3页:法律推理模式 第4页:先例推理 第5页:确立先例的规则 第6页:约束力的意义：形式意义上的约束 第7页:约束力的意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 第8页:原则推理 第9页:类推推理 第10页:一致性地扩张（适用） 第11页:体系一致性 第12页:专业文献中确立规则的推理 第13页:假设推理

　　假设推理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审判推理方法，也是向法学院的学生们教授法律和法律推理的中心方法。正如本章在前面论述推理的几种模式时提到的那样,可适用的社会命题在假设推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一般情况下，假设推理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案件要求法院在两条规则中做出选择，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比较困难。于是，法院进行假设，在法院看来这种假设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这个假设与案件本身是不同的。第二，对假设的情况做出判断看起来比对案件做出判断要更为容易——在假设的情况下，某一个待选的规则明显更为可取。第三，尽管假设不同于案件，但是根据可适用的社会命题，这两者之间又没什么差别。因此，如果假设的情况应当适用某一待选择的规则，那么案件也应当适用该规则。

　　现在以文森特诉伊利湖运输公司案（Vincent v. Lake Erie Transportation Co.）104为例加以说明。伊利湖运输公司把船系在文森特的码头上卸货。卸货时来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为了避免毁坏，伊利湖运输公司重新用更结实的绳索把船固定在码头上，卸完了货也没把绳索松开。然而，暴风雨卷起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船体，将这艘船不断抛向码头，把码头给撞坏了，造成了五百美元的损失。法院判决：根据紧急避险规则，伊利湖运输公司有权把船固定在码头上。但是法院也认为伊利湖运输公司必须对损害承担法律责任。法院主要通过假设推理得出这一结论：

　　神学者们认为：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可以去拿维持其生命的必需品，他不必为这种行为承受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在这个人有能力给付时，他就有义务对他所拿走的财产进行补偿……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船只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固定住船只，私自挪用了一条放在码头上的贵重缆绳。不管这种挪用多么有正当性，我们仍不能因为情势异常紧急，就断然认为缆绳的所有人不能要求挪用者按照缆绳的价值进行补偿。105

　　为什么假设的情况比真实案件更容易判断，为什么假设和真实案件虽有所不同但不能区别对待，对这些问题，法院就像在文森特案中那样，经常不做出解释。但是法院略去的推理过程通常可以用相当程度的信心来阐明。文森特案就可以进行如下解释。

　　第一，假设的情况与案件真实情况是不同的。在案件中：（i）被告的财产只是得以保存，而不是增加了，（ii）被告没有占有原告的财产，（iii）被告并没有意图要私自挪用原告的财产。相比之下，在假设的情况中：（i）因为原告的支出使得被告的财产增加了，（ii）被告占有了原告的财产，（iii）这种占有是通过被告有益的私自挪用的行为实现的。

　　第二，假设的情况比真实案件更容易做出判断。显然，私自挪用了他人的财物，即使有很好的理由，也应当进行赔偿。

　　第三，依据可适用的社会命题，真实案件与假设无法进行区别处理。可适用的社会命题不支持下列区别：（i）导致B的利益增加的A的财产减损和防止B的利益减损的A的财产减损之间的区别，（ii）占有他人财物和使用他人财物并可以预见到会对这些财物造成损害之间的区别，（iii）因B有意私自挪用而导致A财产受损和因B的可能导致A的财产受损的行为（，尽管B不是有意要使A受损，）而事实上使得A遭受的财产损失之间的区别。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在假设的情况中，被告必须承担责任，那么在实际案件中也被告也应该如此。

　　假设推理的第二种常见形式是论证一项供选择的规则不能扩展适用到假设的类似情况，从而得出这条规则不能被采用的结论。在第一种形式中，进行推理旨在表明一项规则必须被采用，因为在假设的情况下采用这一规则很明显是正确的，而这起案件与假设的情况应该相同对待。在第二种形式中，推理的目标是阐明一项规则必须被否定，因为在假设的情况下采用这一规则显然是不适当的，而这起案件又应当与假设情况相同对待。第二种推理形式有以下一些步骤：第一，假设的情况不同于要处理的案件。第二，假设情况比实际的案件容易进行判断。第三，根据可适用的社会命题，实际案件应当与假设的情况同样处理。因此，假如法院对一起案件根据某一项规则进行了判决，那么，对假设的案件也应做如是判决。而如果假设的情况不能这样审判，那么这起真实的案件也不应这样判决。

　　比如，在罗伯逊溯罗彻斯特折叠箱公司案（Roberson v. Rochester Folding Box Co.）106中，被告从事面粉的制造和销售工作，原告诉称：被告未经其允许，把她的照片用在到了广告宣传上。被告的这种行为使原告蒙受了羞辱，造成其身体不适，精神上也受到严重打击。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她的隐私权，据此提起诉讼。原告的诉求被法院驳回，法院的判决部分地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假如这样的原则通过衡平法院被纳入法律，那么试图合乎逻辑地使用该项原则就必然导致近乎荒谬的诉讼发生。因为隐私权一旦被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肖像公开的限制，而必然也要包括限制公开那些对他人相貌、行为、亲属关系、习惯的描述或评论。假如隐私权为法律所承认，那么它就必须包括口头的侵权，而不仅仅是通过书面的侵权，因为通过语言同样侵犯了绝对不应被侵犯的权利……

　　要在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是不太可能的。根据什么原则，一位作家或艺术家丧失了隐私权，而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传教士或者辩护律师就能保留隐私权？谁能够给出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分标准，并且使得这一标准如你所愿——摇摆不定和不规则呢？……或者是不是隐私权只是庸人所特有，而一个人通过增强其能力、激励其事业、升华其人格却丧失了隐私权？一个妇女可能在家中清净无扰的渡过一生，忽然有一天因为她的一件英雄事迹或者一次自我牺牲而闻名遐迩。是不是因为一件好事就使得她丧失了原本享有的隐私权呢？这些考虑都使得事情更加清楚，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用立法的方法来确定一个标准，而这种区分标准可能是非常武断的，法院是不会将之作为一般法理的一部分而加以宣布的。107

　　假设推理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假设的情况可能实际上和案件是不同的。例如，在罗伯逊案中，假设的情况涉及到真实信息的交流，而在真实的案件中涉及到的是：原告成了被告的广告模特，既不是自愿的，也未获得什么报酬。尤其是在第二种形式中，假设推理的方法一定要谨慎使用。

　　在形式上，假设推理与类推推理很类似，因为它关注两起案件可否区别对待的问题。但是在实质上，假设推理不同于类推推理，也不同于本章前面部分所探讨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法律推理。那些推理都依据可适用的社会命题和现行的规则命题之间的相互作用于各起案件，而假设推理则依赖于可适用的社会命题和可预见的规则命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处理案件。因而假设推理不为遵循先例原则直接支持，也不为一般的规则稳定性标准所直接支持。由此可见，这种推理很具说服力，但不是一种决定性的策略。在有些案例中，也许如上所述。然而，在以指引学生而不是说服学生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中，这种推理扮演着核心角色，这表明假设推理能够合理地加快法院做出决定的进程。举个例子说，在法官日常审判活动中, 法官会经常接触到某项社会命题，自然而然地就取得法官的认同。而另外一项命题却离法官的日常活动较远，这样法官难免就会对这项主张没什么认同感。但是，假设推理可以唤醒法官对后一项命题的认同，进而转向同意后一项命题。另外，假设推理也可以成为一种规则稳定性标准，这是通过反过来根据法律将来可能的发展，来决定现在该采用哪一条规则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法，依据规则稳定性标准，法院可以在多种法律规则中选出有助于建立最好的法律制度的规则，从而在多个法律制度中选出法院所最应遵从者。

　　注：

　　1、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188 (1979). For important and illuminating discussions of reasoning from precedent, see A. Simpson,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and the Doctrine of Binding Precedent," in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148 (A. G. Guest ed., 1961) (hereafter Simpson, "The Doctrine of Binding Precedent"), and J. Raz, supra, at 183--89.

　　2.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187-88 (1979).

　　3、例如，有这样一项规则：如果承诺方已经就某个行为对别人作出了承诺，那么他再对同一个行为进行承诺就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了；从法律技术上看，这种合同中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损害”，这样一来也就缺乏“对价”，所以这项规则在某段时期内具有合理性。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项规则，认为：“在有对价的承诺中，履行法律责任的主张往往会引起某些怀疑，比如此项交易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或是误解所致，甚至是显失公平的。……因为这种承诺有可能是受到了或明示或暗示的威胁所导致的，而承诺却未能起到法律所预期的社会效果。”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73 comment a (1979). See also e.g., Kidd v. Thomas A. Edison, Inc., 239 F. 405 (S.D.N.Y. ) (L.Hand J.), aff’d, 242 F. 2d 923 (2d Cir. 1917).

　　4、J. Stone, "The Ratio of the Ratio Decidendi," 22 Mod. L. Rev. 597 (1959). See also A. Simpson,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20 Mod. L. Rev. 413 (1957), 21 Mod. L. Rev. 155 (1958), 22 Mod. L. Rev. 453 (1959).

　　5. A. Goodhart, "Determining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40 Yale L. .J. 161 (1930). See also Goodhart,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22 Mod. L. Rev. 117 (1959).

　　6. M'Alister (or 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L.R. App. Cas. 562 (H.L. 1932).

　　7.Goodhart认为：先例中所运用的抽象程度决定了决定法院所想要适用的抽象程度。而斯通认为这种方法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适用Goodhart理论时，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区分实际发生的事实与体现法律规则的评判结论是非常困难的。举个例子来说，Donoghue关注于问题就究竟是（1）如果制造商未能安装防止死蛇掉入瓶子的设备，那么他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还是（2）制造商对过失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8. See. e.g., Rosenberg v. Lipnick, 377 Mass. 666, 389 N.E.2d 385 (1979); Osborne v. Osborne, 384 Mass. 591,599, 428 N.E.2d 810, 816 (1981).

　　9. 无溯及力的推翻将在第七章进行讨论。

　　10. Christensen v. Thornby, 192 Minn. 123, 255 N.W. 620 (1934).

　　11. Sherlock v. Stillwater Clinic, 260 N.W.2d 169 (Minn. 1977).

　　12. Christensen, 192 Minn. at 126, 255 N.W. at 622.

　　13. Id.

　　14. 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开场陈述如下：“原告诉称他向被告请教……被告建议原告做绝育手书，医学上称之为输精管切除术（vasectomy），这样一来，他的妻子就不会怀孕了，也就不会发生医生所告诫的因怀孕而带来的生命危险。在1931年8月1日，被告给原告施行了这种手术，起诉没说医生技术不熟练，也没有说操作不符合规程。原告称被告说这个手术很成功，并保证原告将不育。原告说他听取建议，做了手术，并完全信赖被告的建议和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妇俩才继续行房事。然而，虽然他动了手术，但他的夫人还是怀孕了。” Chrtstensen, 192 Minn. at 123－24, 255 N.W. at 621.

　　15. Sherlock, 260 N.W.2d at 172. 尽管许多法院对过错降生的案件并不像谢洛克案中走得那么远，没有判决要求赔偿抚养孩子的费用，但是，目前谢洛克案仍代表着过错降生案件中的多数规则。See. e.g.,"Survey of Washington Law: Wrongful Pregnancy," 20 Gonz. L. Rev. 613 (198/185).

　　16. 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 217 N.Y 382,111 N.E. 1050(1916).

　　17. Thomas v. Winchester, 6 N.Y. 381 (1852).

　　18. Id . at 407-08.

　　19. Id . at 409.

　　20. Loop v. Litchfield, 42 N.Y. 351 (1870).

　　21. 法院认为：“毒药是一种极具危险的东西，弹药也是如此。如同弹簧枪，上了膛的来复枪一样，鱼雷是一种危险性很强的设备。就其性质而言，这些设备就是对人类的伤害，而且一般而言，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伤害人类。从其每个零件来看，这些设备本质上就是危险的。然而，一个铁轮子，直径几英尺，厚几英寸，尽管某些零件比其他部分要薄弱一些，但是这些设备并不都是危险的。”Id. at 359.

　　22. Losee v. Clute, 51 N.Y. 494 (1873).

　　23. Devlin v. Smith, 89 N.Y. 470 (1882)

　　24. ld. at 477.

　　25. 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 195 N.Y. 478, 88 N.E. 1063 (1909).

　　26. Statler, 195 N.Y. at 482, 88 N.E. at 1064-65.

　　27. MacPherson, 217 N.Y. at 389, 111 N.E. at 1053.

　　28.卡多佐法官说鲁普诉利奇菲尔德案“是这样一个案件，案中圆形锯床上的一个小平衡轮存在一点问题。”“有个买家想买个便宜货，制造商把这个小问题如实告诉给他，买家也准备承担因此而出现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并不十分急迫，而只是个小毛病，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平衡轮用了五年才散了架。在此期间，买方将这部机器租给了别人。有人认为制造商对承租者并不承担责任。”而说到卢西诉克鲁特案，该案“必须要被限定在其特定的事实范围之内。有人主张这是基于人受到伤害的危险微乎其微。此案中的买方不仅接受了蒸气锅炉，而且还对之进行了检验。制造商明知他做的检测不是最后一关。检测的最终性明确的正是买方的过失责任，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 MacPherson, 217 N.Y. at 386, 111 N.g. at 1052.

　　29. See on these constraints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183--89 (1979), and Simpson, "The Doctrine of Binding Precedent," supra note 1.

　　30. Cf. P. Westen, "The Meaning of Equality in Law, Science, Math, and Morals: A Reply," 81 Mich.L. Rev. 604, 640-645 (1983).

　　31. 正如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可适用的社会命题不能为对两起案件进行不同处理提供正当理由时，通常，一项深度规则区别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此类案件中，社会一致性标准可能与体系一致性标准之间有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为了表达的方便，我将在本章只研究一些平常案件，这些案件中社会一致性与体系一致性之间基本上能协调。而二者关系较为紧张的案件，将在第七章加以探讨。

　　32. See J. Angell,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arriers 72 (1849); I. Redfield, TheLaw of Carriers 15-16 (1869).

　　33. See Norway Plains Co. v. Boston & Me. R.R., 67 Mass. (1 Gray) 263 (1854).

　　34. See, e.g., E. Levi,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1-27 (1948).

　　35. D. Dobb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Remedies § 12.25, 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在这种语境中适用责任（duty）这个词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即使雇员没有减轻损害的程度，他也不会因此而承担什么责任。See, e.g., McClelland v. Climax Hosiery Mills, 252 N.Y. 347, 358-59, 169 N.E. 605, 609 (1930) (Cardozo, C.J., concurring).然而，这种命名法得以确立，也未导致分析中出现什么问题。

　　36. Mr. Eddie, Inc. v. Ginsberg, 430 S.W.2d 5 (Tex. Civ. App. 1958).

　　37.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201(1) (1979); M. A. Eisenberg, "The Responsive Model of Contract Law," 36 Stan. L. Rev. 1107, 1117-27 (1984).

　　38. See Zetlin v. Hanson Holdings, Inc., 48 N.Y.2d 684, 421 N.Y.S.2d 877, 397 N.E.2d 387 (1979).

　　39. See Gerdes v. Reynolds, 28 N.Y.S.2d 622 (N.Y. Sup. Ct 1941).

　　40. See Caplan v. Lionel Corp., 20 A.D.2d 301, 246 N.Y.S.2d 913, aff’d, 14 N,Y.2d 679, 198 N.E.2d 908, 249 N,Y.S.2d 877 (1964).

　　41. 为什么一个人想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捐赠性承诺呢？其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比如，在捐赠得以实现之前，万一捐赠人离开了人世，他就可以通过法律来确保捐赠的完成；或者捐赠人想使捐赠得以圆满完成；或者是，捐赠人想让自己现在的冲动不被自己将来不甚值得尊敬的举动所挫败。

　　42. See Thomas v. Thomas, 114 Eng. Rep. 330 (Q.B.1842).

　　43. 这个问题将在第七章详加论述。

　　44.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73 (1979).

　　45. Id. at § 73 comment d.

　　46. Id. at §§ 73 comment f, 74.

　　47. See Schwartzreich v. Bauman-Basch, Inc., 231 N.Y 196, 131 N. E. 887 (1921).

　　48.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89 (1979).

　　49. See Cal. Civ. Code §§ 1524, 1541, 1697; Mich. Comp. Laws Ann § 566.1; N.Y. Gen. Oblig. Law § 5--1103.

　　50. U.C.C. § 2-209.

　　51. See Goodwin v. Agassiz, 283 Mass. 358, 186 N.E. 659 (1933).

　　52. See Strong v. Repide, 213 U.S. 419, 431 (1909).

　　53. 17 C.F.R. § 240.10b--5 (1987).

　　54. 参见第七章对推翻的讨论。

　　55. See, e.g.,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22-31, 90-91 (1978).

　　56. For a contrary position, see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22-28 (1978). See also G. Hughes, "Rules,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77 Yale L.J. 411,419 (1968).

　　57. 在“法律原则和法律的限制”一文（81 Yale L.J. 823, 838 (1972)）中，J. Raz提出“规则描述的是特定的行为；而原则描述的是高度不确定的行为。”这正是本文中进行区分的依据。

　　58. See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supra note 57. But see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22-28, 71-80 (1978).

　　59. 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 10, 23, 181-87 (2d ed. 1970).

　　60. Restatement [First] of Contracts §90 (1932).

　　61. L. Fuller & W. Perdue, "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Contract Damages" (pts. 1 & 2), 46 Yale L.J. 52, 373 (1936 & 1937).

　　62. U.C.C. § 2－302 (1982).

　　63. Escola v. Coca Cola Bottling Co., 24 Cal. 2d 453, 461, 150 P.2d 436, 440 (1944) (Traynor, J., concurring).

　　64.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402A (1963 & 1964).

　　65.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87(2) (1979).

　　66. See id. § 139.

　　67. See U.C.C. § 2－302 comment 2 (1982); A. Leff, "Unconscionability and the Code－The Emperor's New Clause," 115 U. Pa. L. Rev. 485, 489-95 & n.35 (1967).

　　68. See M. A. Eisenberg, "The Bargain Principle and Its Limits," 95 Harv. L. Rev. 741 (1982).

　　69.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153 (1979).

　　70. See Restatement [First] of Contracts § 90 (1932); M. A. Eisenberg, "Donative Promises," 47 U. Chi. L. Rev. 1, 18-31 (1979).

　　71.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supra note 57, at 833.

　　72. 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5.02 (Tent. Draft No. 5, 1986).

　　73. See id. § 4.01 (Tent. Draft No. 4, 1985); W. Keeton, D. Dobbs, R. Keeton & D. Owen, Prosser &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 § 132, at 1056－59 (5th ed. 1984).

　　74.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350, 351 (1979).

　　75. See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201－06 (1979); L. Becker, "Analogy in Legal Reasoning," 83 Ethics 248 (19731. For other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reasoning by analogy, see M. Golding, Legal Reasoning 44－49,102－11（1984）; J. Levin. "The Concept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33 Case W. Res. L. Rev. 208, 230－39 (1983).

　　76. E. Levi,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1948).

　　77. 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 217 N.Y. 382, 111 N.E ( 1916).

　　78. M'Alister (or 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L.R. App. Cas. 562 (II.L. 1932).

　　79. E. Levi,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1, 2, 5 (1948).

　　80. Id. at 8-9.

　　81. Heaven v. Pender, 11 Q.B.D. 503, 506 (1883) (Brett, M.R., concurring),

　　82. E. Levi,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16-17 (1948).

　　83. Id. at 17.

　　84. Id. at 27.

　　85. See P. Westen, "On 'Confusing Ideas': Reply," 91 Yale L.J. 1161-64 (1982).

　　86. Losee v. Clute, 51 N.Y. 494 (1873).

　　87. 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 195 N.Y. 478, 88 N.E. 1063 (1909).

　　88. Bennett v. Bennett, 116 N.Y. 584, 23 N.E. 17 (1889).

　　89. Bennett, 116 N.Y. at 590－91, 23 N.E. at 18－19.

　　90. Oppenheim v. Kridel, 236 N.Y. 156, 140 N.E. 227 (1923).

　　91. Oppenheim, 236 N.Y. at 160, 140 N.E. at 228.

　　92. Oppenheim, 236 N.Y. at 161-62, 168, 140 N.E. at 229, 231.

　　93. D v.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1977] 1 All E.R. 589

　　(H.L.).

　　94. Id. At 595 (Diplock, L.).另外一种意见与Diplock勋爵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举例来说，Hailsham 勋爵认为：“一旦……人们确信向警方提供的信息会受到保护，那么，以我的判断来看，对将同样的信息提供给地方政府（其有义务对此采取行动）、或是提供给申诉性的社团（根据无可辩驳的证据一般公众更愿意求助的机构）不提供同样的保护，显然是荒谬的……”

　　“……有可能连警方、地方政府，甚至是申诉性的社团都不能提供绝对的保证。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提供者接到传票，也就不得不提供证据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信息提供者的身份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公之于众。但是警方、地方政府和申诉性的社团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公众的利益与每个组织都息息相关。保密的保证对它们的价值是一致的。这样的社团经授权是可以受理这类申诉的。”Id. at 604.

　　95. See B. Boyer, "Promissory Estoppel: Principle from Precedents" (pts. 1 & 2), 50 Mich. L. Rev. 639, 873 (1952); W. Shattuck, "Gratuitous Promises－A New Writ？"35 Mich. L. Rev. 908 (1937).

　　96. 无论何时，一项新规则在确立之初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即使并未包含类推推理也是如此。比如在Klinicki v. Lundgren案中（298 Or. 662, 695 P.2d 906 (1985)）,法院确立了规范公司职员如何把握公司的发展机会的俄勒冈州法律中的规则。Kltnickt 案中的的公司所提出的主张与此十分接近，法院将这种规则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而将这种规则是否适用于公众持股型公司的问题留待日后处理。如果从这些目的出发，封闭型公司与公众持股型公司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方法就是谨慎而得当的；而如果这两种公司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这种做法就值得质疑了。

　　97. Oppenhetm, 236 N.Y. at 168, 140 N.E. at 231.

　　98. Ploof v. Putnam, 81 Vt. 471, 71 A. 188 (1908).

　　99. Ploof, 81 Vt. at 474-75, 71 A. at 189.

　　100. Cf. J. Gordley, "Legal Reasoning: An Introduction," 72 Calif. L. Rev. 138, 147--48 (1984). 与之相似的是，在全国反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案件中，Diplock勋爵说了这样一段话：“上议院把信息的保密权授予给这样的社团，这些社团根据法律有权提起诉讼以保护被遗弃和被虐待的儿童。上议院对此的积极性要比把权力授予给公平竞争委员会以保障良好的交易秩序的积极性要逊色得多。一旦发生了上述情况，上议院的贵族价值观会大受批判。”[ 1977] 1 All E.R. at 595.

　　101.当然，法院也根据那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进行类推推理，如来自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案例。这种类推推理的形式是专业文献推理的一种特例。参见下一部分的论述。

　　在先例推理中，法院先是适用一项表面上看似可以适用的规则。而在类推推理中则截然不同。在实践中，前一种类型的规则比后一种可能更易于使用。找到一项表面上看似可以适用的规则只需要相对直接一些的研究技能。而通过类推找到一项可适用的规则还需要法律的想象力。然而，任何重要的类推性规则将往往需要对二手资料（比如论文集、法律评论上的文章）的研究才能有所收获，因为这些资料的作者可能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102. L. Friedman, R. Kagan, B. Cartwright & S. Wheeler, "State Supreme Courts: A Century of Style and Citation," 33 Stan. L. Rev. 773, 796-808, 810-16 (1981). 四分之一的数字实际上低估了非本院先例的引述总数，因为这部分数字并不包括对联邦案件、低级法院判决的案件、或是同一司法管辖区内与该法院平级的法院判决的案件的引述。我已经把对联邦案件的引述排除在外，这样做的理由是联邦法院做出的判决都是以联邦的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以该州的法律为依据。对低级法院判决的案件、或是同一司法管辖区内与该法院平级的法院判决的案件的引述也不包含在本文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Friedman, Kagan, Cartwright, & Wheeler并没有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引述的数据。

　　See also B. Canon & L. Baum, "Patterns of Adoption of Tort Law Innovations: An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Theory to Judicial Doctrines," 75 Am. Pol. Sci. Rev. 975 (1981); J. Merryman, "Toward a Theory of Cit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itation Practice of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in 1950, 1960, and 1970, "50 S. Cal. L. Rev. 381 (1977); J. Merryman, "The Authority of Authority: What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Cited in 1950," 6 Stan. L. Rev. 613 (1954). See generally M. Shapiro,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in the Law of Torts," in Po- litical Decision-Making (S. Ulmer ed. 1970)(hereaRer Shapiro,"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103. Shapiro,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supra note 102, at 50.

　　J04. Vincent v. Lake Erie Transportation Co., 109 Minn. 456, 124 N.W. 221 (1910).

　　105. Vincent, 109 Minn. at 460, 124 N.W. at 222. 该法院还使用了第三种假设， 其必要性稍逊于下文所述的那样：“在Depue v. Flateau案中（100 Minn. 299, 111 N.W. 1, 8 L.R.A. (N.S.) 485），法院认为在原告虽然是合法地在被告的房间里，原告病得很重，如果单独外出，其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被告对强迫原告离开房间而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房主已经给予原告适当的安置，提供了医疗护理，这样就能在原告在针对他提出的诉讼中因这些合理支出获得胜诉吗？”109 Minn. at 459, 124 N.W. at 222.

　　106. Roberson v. Rochester Folding Box Co., 171 N.Y. 538, 64 N.E. 442 (1902).

　　107. Roberson, 171 N.Y. at 544－45, 554--55, 64 N.E. at 443, 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