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8月19日电 8月18～19日，上海，哈佛亚洲商政双极年会；8月20～22日，上海，中国学论坛；8月23～25日，北京，北京论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的日程非常紧张，十几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讲学，而内容大多是他所研究的儒家传统的现代转换，但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儒学的宣传者、布道者。

　　今天上午，杜维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是一名“以儒学作为精神资源的思想从业者”，作为新儒学第三代的代表学者之一，他认为，新儒学的第四代、第五代的大多数必定在中国。

　　不过，杜维明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表示，在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从事理科研究的都是聪明才智之士，“真正从事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史哲研究的学者非常少”。

　　杜维明表示，这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虽然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很少，但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举例说，他所知道的一位哈佛毕业生，原来的专业是非常热门的生物化学，毕业时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都在争取他，但最后他却放弃了奖学金，而选择了剑桥大学，因为他的兴趣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剑桥大学有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

　　杜维明表示，虽然这只是个特例，但严格地说，现在所有研究儒学的学者还没有美国人类学中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数量多。

　　杜维明介绍，哈佛是训练“学术领袖”，无论是在企业、政界、媒体，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希望自己的毕业生成为“leaders”，“他们要接受人文教育，这在内地称为通识教育，在香港称为博雅教育，在台湾称为通才教育，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的各个项目都有基本的了解。他们到了研究院才专业化，研究企业管理、法律、医学，而本科4年是基础的训练。虽然现在内地高校对此已有所认识，但还是‘科技挂帅’，是一种科学主义，这方面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改变。”(记者 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