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堂吃饭，到图书馆学习，去操场踢球，在学校网吧上网，王峰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校园里常有问路的人叫他“同学”，但事实上王峰大学毕业已经整整一年了。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租了间与与校区一街之隔的房子，过着悠闲的校园生活。王峰说除了睡觉，基本上每天约有70%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现在，在上海很多高校周围，都聚集着一群“王峰们”。这些毕业后没有就业，生活重心在学校周围，利用学校资源生存的人群，被称为“校漂族”。

　　共青团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高校的“校漂族”主要由三部分人群组成：为避开就业高峰、增加就业砝码的考研学生和等待出国的学生，这是“校漂族”的主力军；求职有困难、未找到理想工作、仍在观望的已毕业学生，这部分人为数也不少；还有少数人，是不愿就业，依靠家庭经济支援的学生，以及未拿到毕业证又不愿离校的学生。

　　“校漂族”其实不是个新概念。复旦大学团委调研部有关人员表示，“校漂族”出现已有好几年了，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这两年里，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人数越来越多。

　　在王峰租住的那个居民小区里，就聚集了不少的“校漂”。

　　24岁的赵明，是刚刚从外地来沪的大学毕业生。他报考了2004年上海同济大学的研究生，但考试失利。赵明就在这个上海东北片高校区附近的居民区租了个小房间，准备再吃一年苦，复习考研。选择依校而住，赵明是为了生活比较方便，考研信息多，学校的体育馆、餐厅、影院等设施齐全，生活价格适中，合算。

　　孙蕾当“校漂”是“纯属无奈”。她本来计划出国读硕士。学校联系得很顺利，还给了全奖，偏偏最后却卡在签证官那里，一连两次都被拒签了。计划打乱，孙蕾说“觉得现在很茫然”，她暂时在学校附近租住下来，“因为这里环境比较熟悉，消费水平也相对比较低”。将来是继续准备出国，还是找个工作？孙蕾还在观望中。

　　王峰等抱怨说，因为“校漂”人数越来越多，无意中还抬高了高校附近的消费水平。赵明与别人合租的那个两居室老公房，一个月房租要1000元。暑期“校漂”租房高峰期，房东还暗示要加房租。

　　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另类”，但对“校漂族”，不少大学生表表示了认同的态度。日前，上海东华大学团委调研部发起了一次“‘异类’群体：校漂族”的调查。调查显示，有54.88%的同学认为“校漂”形成的原因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有54.35%的学生表示要做“校漂族”，直到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止。

　　而教育部在沪直属高校研究生就业协作组日前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长：去年已达212万人，今年达到280万人，明年预计将突破340万人。待就业人数也随之增长，到去年年底，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3%。在上海，2004年全市55所高校的毕业生将首次超过10万人。其中，研究生1.5万人，本科生4.8万人。庞大的毕业生群体面对的是签约率低、降薪、海归派的冲击等等问题。

　　有专家认为，多数“校漂族”是无奈选择的结果，把“校漂”作为缓冲期，以从容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校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专家认为，“校漂族”已不是在校学生，留驻校园，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给学校管理造成了一定压力，还对在读大学生形成示范效应，加大了这一群体的数量。此外，当一定数量的“校漂族”聚合在一起，容易形成一种独特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亚文化群体”。

　　上海一些高校认为，引导学生“先就业再择业”是解决“校漂族″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就业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尽快落实工作单位，学校为毕业生建立信息管理系统，按申请出国、复习考研、求职择业等不同意向进行分类指导；利用学校就业网、电子邮件等渠道及时发布就业信息，并通过电话交流等方式向每位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个案咨询。目前，该校除出国留学和考研升学外的未就业毕业生，大部分已顺利就业。(本报记者 林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