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陈宪

　　每年的各种招生都会闹出若干个沸沸扬扬的事件。今年以北航为代表的招生乱收费事件，将教育领域严峻的腐败问题推向了极端。不过，问题往往是在推向了极端以后，才得以受到足够的重视，并开始切实的解决进程。

　　综观各媒体对“招生门”事件的报道和有关评论，不难发现，人们十分认同“潜规则”是这类事件的关键词的说法。笔者完全同意杨东平教授对“潜规则”的定性：“潜规则是非法的，明文规定不允许这样做的，但大家又在普遍这么做。”

　　当事实已经基本清楚，且责任也明朗以后，最迫切需要做的，是回答并解决问题。本文试图提出和分析以下问题：潜规则存在的基本背景是什么？潜规则可能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哪些？潜规则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潜规则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怎样有效解决潜规则的问题？

　　自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提议下恢复

　　潜规则可能产生的途径主要有：第一，在扩招尤其是降分扩招中收取钱财，这是最为普遍的形式。扩招指标是所谓的机动指标，通常可在学校计划招生名额的基础上，乘以主管部门规定的某个百分比得到。某个专业的扩招指标还可能从其他专业划转而来。第二，考生的分数达到了该校的录取线，但未达到“热门”专业的

　　潜规则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一，“显规则”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存在漏洞，潜规则趁虚而入。我们不会因为出现了这些招生事件，就否定高考招生制度的基本安排，但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存在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其二，体制改革滞后、制度建设滞后，为潜规则提供了活动空间。必须承认，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公众要求和其自身的使命。与其他改革相比，教育改革确实具有较大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且与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又受到一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制约。当然，这些不能成为教育改革滞后的理由，而是提醒我们，其改革方案和措施的设计要尽可能完善。其三，管理混乱，有法不依、有制度不执行。无论是人们心目中的高校，还是本来意义上的高校，都应是管理的典范，但是，实际情况相距很远。这次北航等院校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足以说明这一点。

　　潜规则是通过以下机制起作用的，首先，潜规则往往依附于某些显规则，尤其是那些特例性的显规则而起作用的。例如，所谓机动指标这一特例性安排，它是依附于常规指标的，然后在机动指标上就可能出现各种潜规则。其次，没有正式的“授权”，潜规则难以存在，更难以起作用。这里，“授权”的出发点通常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如给院校更多招生自主权，但潜规则就经常出现在自主权被误用上。再次，潜规则往往打着改革、发展的名义，有着很大的欺骗性。譬如，以收费的方式扩招，被说成是为了筹集教育的发展基金，但现实中的收费，说它是乱收费已过于客气，那种拿钱来取录取通知的做法，无异于“敲诈勒索”。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往往中饱了私囊。

　　解决潜规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见“阳光”。这里的阳光来自两个层面：依法治理是普照之光。这里的“法”，包括相关法律、规章和制度。政府和学校行政主管部门的任何行为都必须是阳光行为。舆论监督是照射之光。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应当被充分重视，特别在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是如此。舆论的照射，既为法律、党纪和政纪的介入提供线索，又为群众的反映和呼声提供通达的渠道。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群众监督主要是透过舆论监督而得以实现的。

　　为了杜绝潜规则，还必须尽可能减少滋生潜规则的特例性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安排有着良好的愿望。经济学进行选择的简单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看来，潜规则带来的害处远大于特例性制度安排的好处。因此，任何特例性制度安排应当慎行。(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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