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全面推行“一费制”。顾名思义，那就是把义务教育期间的年度所有费用归总，实行一个额度控制，以防止学校再向社会收取各种名目的杂费。这个制度设计的本意是好的，从广州等地的实践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教育乱收费的势头，从而降低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但是，如果寄希望于这个制度能够一揽子解决愈演愈烈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如果以为一个遏制性的制度能够理顺教育的供求失衡，未免过于乐观。

　　“一费制”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为三农问题求解的时候，它就出现在农村领域，也一度为减轻农民负担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早就有人指出，“一费制”这样的制度很容易走入“黄宗羲怪圈”，事实上，不少农村地区的税费改革正是陷入了不断反弹的僵局：越改农民负担越重，最后只好推倒重来。原因在于，乱收费的根子被“一费制”所遮蔽，得不到解决，于是杂费又从“一费”之外不断蔓生出来，其结果当然就不难想象了。

　　教育领域的“一费制”又怎么样呢？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实行了众费归一，但是，问题最严重的择校费却并未归于其中。某些已经先期实行了“一费制”的地区，又出现了其它收费的名目，如捐资助学费、代办保险费，不少学校还把“一费制”之外的收费项目统统计入“一费制”之中，导致了“一费制”的膨化现象。可以预料，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问责、惩罚措施进行配套，“一费制”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引起反弹，也就是走入“黄宗羲怪圈”。

　　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众多弊端，根本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的历史性失衡和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因为有失衡，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才导致了择校费、降分费的泛滥；而教育投入虽然连年增长，却跟不上教育需求的飞速跃进，于是，这项“神圣的公益性事业”的相当一部分费用就被转嫁给了社会和市场，由此造成了家庭教育负担的沉重。面对这样的两个问题，“一费制”是完全束手无策的，所以，它只能在短期内起到有限的作用，而不可能打通教育领域的经脉。而一旦撇开“一费制”这个“利器”，我们就遗憾地发现，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措施，对教育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缓解、调整和根治，正因如此，我们无法为“一费制”的仓促出台感到乐观。(文/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