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将未改造为公寓楼的宿舍专供贫困生居住，一年住宿费500元(公寓楼为1200元)。这种管理模式遭到了部分专家和公众质疑，认为此举有歧视贫困生之嫌，容易增加贫困生的心理压力。

　　我想，面对质疑，扬州大学的管理者一定觉得冤。

　　校方为贫困生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无非是为了减轻贫困生的经济压力，更何况，依据服务对象的经济水平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对照一下罗尔斯的社会公正原则，这种做法一没有影响全体学生的基本权利，二又在不损害富裕学生的前提下，改善了贫困学生的生活状况，已经算得上达到社会公正的标准线了。然而，扬州大学的管理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公众对大学始终心存一种理想化色彩浓烈的期冀，人们不会满足于大学遵守社会逻辑，而要求大学保守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

　　学生之间的“贫富分居”不过是整个社会中不同阶层“贫富分居”的缩影。按照社会逻辑，人们应该接受这种政策安排。但人们又总认为，大学精神是远高于社会逻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系统，大学不应该以“低层次”的社会逻辑为行为准则，而必须以更高层次的大学精神为行为指南；同时，人们总是将大学精神理解为一种以独立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检视与批判现实的意识和关怀。在公众的内心深处，浸透着大学精神的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那里没有任何人为的或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与富人区，学生之间也没有金钱撕裂开的隔阂与距离。

　　因此，人们可以接受社会生活中贫富分居的现实，却难以容忍大学校园里的“贫富分居”。这其中凸显出的是社会逻辑与大学精神在人们内心的激烈冲突，前者是现实教给人们的经验，而后者是人们心中绮丽梦想的折射。但现实早已撕裂了大学与大学精神的联系，社会逻辑已经俘获了大学。不过，期望大学精神回归大学校园，期望在校园里实现美好的“大同”梦想，求助于强制性的政策措施似乎不大明智。面对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居”现象，我们不能强制削平已经存在了的贫富差距；只要大学精神缺失而造成的贫富隔阂存在，强行让贫富差距过大的学生聚居在一起，既无益于消减贫困生的心理压力与贫富学生之间的心理隔阂，又容易适得其反。

　　现实总是充满无奈：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但又找不到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大学精神只能通过漫长的积累才能重返大学校园，而且还必须借助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制度变迁的推动。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将大学精神与“大同梦想”留给心灵。

　　□毛飞(北京公务员)

　　(编辑：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