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所以在不少贫困地区、在基础教育领域，都有着理想主义的苦行僧———为了农村孩子文化素养以及未来前途，他们极富牺牲精神，用身躯支撑起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如在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就有这样的一个苦行僧———他就是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20年来惟一的老师王守奇。(9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他们的艰辛，“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以王守奇老师为例，虽然20年里一共有398个孩子从他的家里走出来，而政府除了发放工资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投资。他不但要全力负担教学工作，更要管孩子的吃住，仅是吃水一项就异常辛苦，“每天早上4时半，王老师就要起床，去几百米外的湖底挑回七八担水，每次几百级的台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些理想主义的苦行僧，他们的精神境界和苦难，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衡量标准，相信国人都由衷地敬佩他们。他们秉持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虽然时时困苦无奈孤立无助，但在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驱动下，还是承担起本不应该独自承担的责任。

　　但是坦白地说，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存在而欢欣。套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清官乃不祥之物”，个人认为，理想主义的苦行僧非乡村教育之幸，因为它折射出诸多的不公平，尤其是教育弱势群体在享有接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公平。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教育弱势群体”，在“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边远贫困地区尤是如此。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普九”人口覆盖率低于65%的省区全部集中在西部贫困地区。

　　教育公平，事关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公平；教育不公平，从长远来看，是所有社会不公平的渊源之一。因此，仅仅依靠个别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和勇气的“堂吉诃德”式英雄的全力付出，是不能保证为数众多的乡村孩子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他们更需要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资源配置角度说，教育公平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倾斜，以大致确保各阶层教育权利的相对平等。(吴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