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新京报》就“高考状元碑”刊发评论《把什么样的国学文化传播给大众》，文中的观点我基本同意，但觉得仍有一些未尽之意，不吐不快。同日，有媒体刊出消息：北京孔庙负责人辟谣——“高考状元碑”无中生有。看了这个报道，更坚定了我对此事再说一说的意愿。

　　首先，什么是状元。“状元”者，进士第一名之谓也。封建科举制下，乡试第一名为解元，礼部主持的会试第一名为会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所取第一甲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为“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由此看来，每次科举(一般是三年一次)，状元只有一名，而且是全国的。而现在的高考，并未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什么第一名，因此并无所谓“状元”；而所谓“省级状元”，更是不伦不类。

　　这样说，还仅是表面上的。深入地说，现在的高考，同什么“状元”之类，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状元”是旧时代科举制度的产物，而现在的高考是新教育制度的产物。而因此，用科举制度中的“状元”一词来形容新教育制度下的高考第一名(如果有的话)，显然是不妥的。

　　从历史上看，为了解决吸引知识分子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问题，曾有过不少尝试。隋唐以来，逐步实行了科举制，比起以前的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较好地处理了封建政权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封建政权服务，并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制，这当然是人才选拔制度的一个进步。这个制度的合理因素甚至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所吸取。

　　但是历史上的事情往往是得失相伴、利弊相随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以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丧失为代价的。由此而产生的以做官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依附于封建统治者的依附人格)，成了历史的重负，使我国知识分子深受其害。明乎此，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把科举制度下的特称“状元”常常挂在嘴边上呢？

　　□田水原(北京学者)